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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24年12月19日)

二战结束后，斯大林个人生命也步入晚年，1945年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已经67岁，第一次中风以后精力大不如前，其执政风格以求稳为主，没有再搞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不要说集体化和大清洗这种级别的大动作，连“斯达汉诺夫运动”这种级别的也没有。在1948年，他70寿辰之前，又第二次中风，工作能力进一步下降。

大部分斯大林传记在讲这一时期的时候，会把主要笔墨放到一些高层政治性案件上。这些案子主要是影响中高层，对整个苏联社会和国家大政方针没有什么直接影响。

比较重要的是几个案子。

第一个是“朱可夫案”。

朱可夫在卫国战争中立下大功，但也有点过于骄傲，在私下谈话中经常把战争胜利的主要功劳归到自己头上，有轻视斯大林的意思。斯大林让贝利亚去查，查出朱可夫在占领东德以后，贪污了好几个火车车厢的战利品，把大量珍贵的油画、雕塑、貂皮、珠宝运到自己的别墅里以供享乐。

过度骄傲和贪污战利品，让斯大林决定拿下朱可夫。1946年7月，朱可夫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和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又被从中央委员会除名，降职为军区司令员。

但处罚到此为止。几年以后，斯大林去世前几个月，朱可夫又重新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朱可夫案”是斯大林对卫国战争中的功勋将领进行敲打的一个典型事件。这是为了重申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威，防止了战后军人势力过度扩张。斯大林对朱可夫的处理公正且非常轻微。朱可夫没有被逮捕调查，甚至都没有在媒体上公开谴责，只是内部降职几年，很快就又被重新提拔了上来。

第二个是“列宁格勒案”。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案子，深刻影响了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政局。

1950年，从列宁格勒提拔上来的政治局委员沃兹涅先斯基、候补委员库兹涅佐夫，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而被处决。

这个案子不是斯大林推动的，是他手下为争夺政治继承权而发动的。

斯大林心目中的政治接班人，最开始应该是基洛夫，但在1934年被暗杀了。然后是日丹诺夫，他在基洛夫死后接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和市委书记，在卫国战争中组织领导了列宁格勒保卫战，战后出任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莫洛托夫后来回忆说，斯大林“只有对日丹诺夫才像对基洛夫那么好”。但日丹诺夫有个大问题就是酗酒。他工作很拼命，遇到压力就喝的烂醉来解压。这严重危害了他的健康。日丹诺夫在1948年因病去世，死因是心肌梗死。

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是日丹诺夫的亲信，而且都很年轻。斯大林又想把这两个人培养成为接班人。根据米高扬的回忆，有一次，斯大林在跟政治局委员们聊天的时候突然说：“我老了，我在考虑接班人。部长会议主席最合适的接班人是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总书记最合适的接班人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库兹涅佐夫……，怎么样，同志们，不反对吧？”

没有人当面表示反对。但这引起了另外两个有望在政治上接班的政治局委员——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严重不满。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立刻展开秘密调查，搜集对二人不利的材料。他们深知斯大林从不容忍手下撒谎，就把二人向斯大林隐瞒了一些重要信息的材料搞了出来。

沃兹涅先斯基隐瞒了年度工业生产计划执行的不够好的报告，他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这件事情到我这里为止。”意思就是不要上报给斯大林。这张纸条被贝利亚搞到了。

库兹涅佐夫则是隐瞒了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联席会议的投票结果：有4个州委市委领导人得到十几张反对票，但计票委员会统计的时候将其故意忽略，而是声称“党的积极分子对领导层百分之百的支持”。

斯大林果然被激怒了，立刻下令将二人免职。

二人所犯的错误属于那种“性质严重、危害不大”的问题。等斯大林气消了以后，仍然打算继续重用二人。库兹涅佐夫被送到佩尔胡什科沃进修学习。斯大林又还把沃兹涅先斯基邀请到自己家别墅来参加宴会，当着政治局委员们的面说，虽然沃兹涅先斯基犯了错误，但“我们了解他杰出的才能和领导者的品质，而且我相信，很快他就会回到我们的领导核心中来。”

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又对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说，应该给沃兹涅先斯基安排点工作，沃兹涅先斯基是经济学家，可以去分管银行金融。

——之前，马林科夫也曾经被短暂的解除职务，因为他负责国防军工领域出现了责任事故。航空业最高层向政治局隐瞒了战斗机设计缺陷，并导致了试飞员身亡。直接责任人沙胡林被判刑，马林科夫也被免去了中央书记的职务。但三个月后，斯大林就原谅了马林科夫，让他官复原职。

但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不能容忍已经被打倒的对手东山再起，斯大林的指示被故意拖了下来。

没过多久，马林科夫就向斯大林报告，中央委员会派往国家计委的全权代表调查发现，在沃兹涅先斯基领导国家计委期间，丢了236份机密和绝密文件，涉及到军事技术装备和石油煤炭金属的生产情况。斯大林对此大为震惊，也就不再提给沃兹涅先斯基安排工作的事情了。

最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整出来一份材料，给二人扣上了一个要命的罪名：“俄独”。

这些材料让斯大林相信，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为首的“列宁格勒帮”在谋划加强俄罗斯共和国的独立地位。

俄罗斯虽然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但它地位太重要，因而跟别的加盟共和国不一样，没有自己独立的党政系统，或者有也是一块空头招牌，并不实际运作。俄罗斯的党政系统由苏联中央直管。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被指责暗地里推动强化俄罗斯的独立性，计划把列宁格勒作为俄罗斯共和国的首都，建立俄罗斯共产党，在列宁格勒另外搞一套党政班子取代苏联中央管理俄罗斯。

俄罗斯是苏联的基本盘、命根子，斯大林绝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深知，只要让斯大林相信这样的指控，就可以让二人无法翻身。

这个问题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提到，日丹诺夫在喝醉酒之后跟他抱怨过，说：“您知道，俄罗斯联邦很不幸，它的处境太糟糕！你们乌克兰还有个中央委员会，平时能举行各种会议、全会。可是在俄罗斯，这些根本没有。人们像一盘散沙，没有人召集他们开会，没有人总结他们的经验。应当成立联共（布）俄罗斯局。”日丹诺夫去世前，就在筹划这个事儿。[1]甚至，基洛夫拒绝从列宁格勒调到莫斯科工作也可能与此有关。

“俄罗斯民族主义”是斯大林自己挖的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战争过程中，斯大林一度刻意强化俄罗斯民族和文化在苏联的重要地位。他把俄罗斯民族主义作为动员俄罗斯人参与保卫苏联抵、抗外敌入侵的关键一招。

正是在斯大林的纵容和积极推动下，“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抬头。
列宁格勒（圣彼得堡）自从彼得大帝改革以后，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十月革命以后才迁都莫斯科。这里有浓厚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传统。

同时，列宁格勒也一直是俄罗斯与西欧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社会精英阶层与欧洲资产阶级联系密切，更倾向于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与欧美的关系问题是个敏感话题。斯大林主要从战争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考虑，把北约国家视为敌人，对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非常排斥。列宁格勒精英集团则倾向于跟欧美发展经贸关系。未经中央批准，就自己搞了一个对外的全俄批发交易会。

此外，列宁格勒还是“十月革命的摇篮”，党内政治精英们长期相信这里的工人阶级才是列宁主义的先进代表，对莫斯科的权威颇为不服。这从季诺维也夫时代就开始了，经过多次清洗也未能彻底改变。二战中列宁格勒被围城数年，精英分子内部抱团的倾向进一步加强。

这些复杂的历史渊源，让列宁格勒对莫斯科保持着高度独立性。斯大林对此一直高度警惕。战胜季诺维也夫以后，他先后派基洛夫和日丹诺夫这两个最信任的亲信去当州委书记。这两个人一方面积极完成斯大林安排的任务，一方面也在列宁格勒本地聚集了自己的政治势力，而这股力量与斯大林的路线是有冲突的。基洛夫多次拒绝来中央当书记，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某种独立性。

有基洛夫和日丹诺夫跟斯大林的个人信任关系在，列宁格勒派与中央的关系可以得到调和。在日丹诺夫死后，斯大林直接启用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这就出了问题。

二人是从列宁格勒的中层岗位提拔上来的，不是中央派过去的。他们看起来是日丹诺夫的接班人，甚至还被斯大林视为接班人，但其主要政治背景还是列宁格勒派的代表，而不是中央派到列宁格勒执行斯大林路线的代表。他们跟斯大林之间缺乏信任关系，有挑拨离间的空间。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成功的让斯大林把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跟列宁格勒的“大俄罗斯主义”联系起来，二人的命运也就注定了。法院判处了二人死刑。斯大林在看到相关报告材料以后，最终在上面签字同意。

签字同意之后整整一个小时，斯大林一直在办公室不停的踱来踱去，最后又给贝利亚打电话说：“我还是不相信沃兹涅先斯基会背叛，请留下他的命。”[2]

——他没有说要留下库兹涅佐夫的命。沃兹涅先斯基是经济专家，在经济路线上有独立性，可以宽恕；库兹涅佐夫是党务条线上来的，在政治上支持俄罗斯独立，则不在宽免之列。

贝利亚回答说，两人都已经被处决了。

这样，马林科夫与贝利亚联手，成功消灭了这两个有可能威胁自己地位的年轻政治家。

“列宁格勒案”应该是一个冤案。它的主要性质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联手消灭政治对手，为此对斯大林进行了欺骗和操纵。这是二人的一大政治污点，为斯大林死后二人先后垮台埋下了伏笔。

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被枪毙的时间是1950年10月1日，斯大林71岁，距离他去世还有两年零四个月。年龄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判断力。此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美国直接出兵朝鲜，于9月15日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很快开始溃败，美军越过了三八线向北进攻。斯大林正在紧急与中国讨论，中方是否需要直接出兵朝鲜与美军开战。最坏的局面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因此爆发。他的精力衰退和严峻的国际局势，也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阴谋能够得逞的重要因素。

第三个案子，是“格鲁吉亚案”。

“列宁格勒派”出局以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就迅速从盟友变成竞争对手。而看起来贝利亚占据了优势地位：他控制着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这两个核心强力部门，可以监控中央与地方的一切通信。

最后关头，斯大林还是决定把国家未来交给看起来更为老实可靠的马林科夫。

“列宁格勒案”发生一年以后，斯大林发动了“格鲁吉亚案”，全力调查和追究在他的老家格鲁吉亚发生的腐败窝案。

关于格鲁吉亚行贿受贿问题泛滥的材料，是斯大林的警卫长弗拉西克递上来的。斯大林看了之后非常震怒，政治局于1951年11月9日通过了一份决议，把格鲁吉亚的腐败问题和“米格列尔民族主义”联系了起来。而斯大林还特别强调，要追查背后“主要的米格列尔人”。

贝利亚就是米格列尔人。那么，斯大林是否认为，格鲁吉亚腐败窝案背后的支持者就是贝利亚呢？看起来他已经起了疑心，但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调查来搞明白。

随后，格鲁吉亚第一书记被免职，包括第二书记在内的37名本地干部被捕，近万人被放逐到哈萨克斯坦。

但是，贝利亚成功摆脱了嫌疑，没有被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