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虽然起源于上层阶级，但并非一开始就在士人阶层开始流行，根据《论语・阳货》“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以及《孟子・告子上》中对“弈秋”（古代著名棋手）的记载，可见先秦时期围棋已在贵族、士人乃至部分平民中存在，但尚未形成明确的 “阶级专属” 标签。

不过随着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士人阶层的崛起，围棋的功能以及其中蕴含的博弈被人们所发现，自此开始围棋不再是单一的游戏，而是作为兼具智力竞技、修身养性、哲学表达的文化载体，虽然民间仍然流行，但其文化核心已经转移至士人阶层，并逐渐定型为一种文化符号。

在这一点上，历史上其实给我们留下了相当多的案例，比如春秋时期，就已经用“举棋不定”形容政治决策的犹豫不决；《尹文子》更将围棋视为“以智力求者”的典范，强调其主动权在我的对弈逻辑；汉代班固更是在《弈旨》中更将围棋与天地、帝王、五霸等宏大命题关联，赋予围棋以儒家伦理与政治秩序的象征意义。这些都说明围棋的地位在不断往上升。

而在汉代，这一地位达到了一个小高峰，杜夫子称围棋 “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可见围棋在当时士人阶层中的地位。

为什么会围棋会上升到这个地位呢？这其实和人们逐渐发现围棋的特点有关，首先围棋是极具变化和攻守易位的棋类，要求人们必须全神贯注在谋略上，可能前一秒你还在追着别人杀，后一秒在转换上就已经吃了大亏甚至无力回天，这种极致的谋略性被古人视作帝王之术的重要培养方式。

其次，围棋极其磨炼人的心性，不论是胜负还是大逆转，对于人的心性都是极大的考验，而只有那些能藏住自己意图的人，才能成为常胜将军，这也是围棋被推崇的原因。

最后人们发现，围棋是需要磨炼的技艺，他并非掷骰子那样的纯娱乐，而是需要每个人花费大量时间去研究、学习，就如同音乐一样，高手背后所付出的努力是成倍的。

因此自那时起，围棋就逐渐开始在士人阶级流行甚至爆火起来，也诞生了诸多类似“围棋赌墅”（东晋谢安）、围棋入诗歌这样的场景，可见围棋流行之火。

如果我们去调查那些古代棋手，发现古代棋手们绝不仅仅是棋艺出众，他们在知识领域同样出类拔萃，比三国曹操、南朝宋武帝刘裕、唐太宗李世民、清康熙等帝王均酷爱围棋；南朝 “竟陵八友”（以萧衍、沈约为代表的贵族文人集团）常以围棋会友等等等等，可以说古代的围棋高手们，帝王将相们简直不要太多。

在古代，围棋也是帝王心术的象征

不过事实上，这些帝王将相崇尚围棋，其实和围棋本身的属性也有关，更重点一点说，和当时上层阶级的需求有关。

因为围棋能连接的事物，实在太多太多了。

首先一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围棋快速上升期，正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而围棋黑白两色，再加上千变万化，与当时的诸多指导思想不谋而合，比如围棋的黑白对立、阴阳平衡等规则，暗合道家 “一阴一阳之谓道” 的宇宙观；围棋不追求“必胜”，而重“合道”（如 “不得贪胜”“入界宜缓” 的棋理），与儒家 “中庸”“克己” 的道德观呼应。这些都成为了围棋步入上层阶级的“敲门砖”。

此外，古人的社交注重“雅”而非“俗”，围棋规则复杂、耗时较长，且需要一定文化门槛，天然适合作为“精英社交” 的载体。这是因为围棋的棋语是十分含蓄的，比如谢安赌墅，全程没说过一句话，就坐那下棋，最终战争胜利后，谢安激动地深情与之前下棋的镇定自若截然相反，一下就突出了围棋让人静心的作用，这其实就是“雅”的一种体现。

总体来看，围棋受到古人，特别是上层阶级的推崇并非偶然，它是古人对于智力、文化、社交的一种精神追求和表达，这种方式让他逐渐成为古人的“四艺”之一，也成为了标志性的元素。

时至今日，围棋在中国已经绵延4000余年，围棋文化不仅经久不衰，同时在当代还迎来了发展的新高潮，我们常说以史为镜，而围棋对人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古代的士人阶级，对当代能有良好受教育条件的孩子们来说，每个孩子又何尝不是“士”呢？而以棋会友，通过围棋感受其中的哲思，也成为了很多孩子们学围棋的目的。

而围棋，也正是在此刻，才完成了属于它的千年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