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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史海鉤沉於 2013-12-02
毛澤東晚年時期，由於健康等原因，張玉鳳成為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然而毛澤東妻子、在文革中叱吒風雲的江青與張玉鳳之間多有摩擦，加之毛澤東身邊幾位“女伴”與江青不睦，毛澤東晚年生活並不安寧。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宋永毅教授在《“文化大革命”和非理性的毛澤東》一文中這樣寫道，毛澤東的晚年生活在情欲橫流的溫柔鄉里，然而，他也為情所累，會不時地陷入和引發與他身邊的女人之間的“戰爭”。本文原載於《當代中國研究》2008年第4期，以下為相關內容摘錄。 現代心理學認為：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一種思維屬性，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理性起著極大的作用。但是，人的精神生活並非純理性的，人們同時還受情感、欲望、意志、直覺、理想、幻想、靈感、潛意識、習慣等等因素的影響，這些不自覺的、自發的、偶然的、非邏輯的精神現象便是人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的精神活動。 作為“文化大革命”發動者的晚年毛澤東一直是“文革”研究的熱點。然而，海內外的大多數研究主要是分析毛的理性層面，諸如他的思想、理論、政策等，而對他在“文革”中大量的非理性精神現象及其政治結果，至今還缺乏充分的討論。就毛澤東和“文革”研究而言，他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視。這首先是因為，作為“文革”中唯一的“偉大領袖”，他的非理性對歷史進程能起到一般人、甚至所有“中央首長”的總和都起不到的巨大作用。其次，在晚年的毛澤東身上，種種個人的非理性因素——他的意志、情欲、幻想、猜疑等等，表現得極為突出。其中，他的私人情欲、病態人格、潛意識等，往往導致他本來就錯誤的決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失控，從而大大加重了“文革”這場政治運動的災難程度。 其實，毛澤東自己從不諱言、更自傲於他自己的非理性行為。例如，在“文革”中他曾公開自喻為，“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 [2] 作為20世紀最大的獨裁者之一，他的種種非理性行為導致了中華民族甚至是整個當代世界史上最大的災難。顯然，對毛澤東的研究，非常有必要從理性層面的思考，拓展到非理性層面的辨析。本文是筆者在這方面的一個初步嘗試。 政治現象背後的私生活因素 在社會關係所允許的範圍和程度內，人的情欲和性欲對社會歷史發展產生的重大影響是毫無疑問的。由於人的情感和性欲，產生了血親和婚姻等重要的社會關係，而這些社會關係一旦形成，對處於社會峰端的政治領袖的影響往往不可低估。在中國古代政治史中，君王因私人情欲的原因、或因荒淫無道而直接導致國家衰亡，或因專寵後妃造成後宮幹政，陷整個王朝於混亂中，此類實例不勝枚舉。 從這個角度去看，人們很可能會自然地想到江青。她在“文革”中扮演了不可一世的角色。雖然毛有時會批評她，但總體來看，毛對江青的行動是相當放縱的。為何如此？是因為她受到毛的寵愛嗎？事實恰恰相反，江青之所以得以“幹政”，源自她在毛的私人情欲方面失寵。
1.江青為何在“文革”中能橫行霸道？
1949年江青35歲時，雖然風韻猶存，但她與毛在中南海豐澤園中已分居兩室，很少得到毛的眷顧了。這當然與毛澤東一貫在婚姻上有始無終、喜新厭舊的特點有關，但也與江青的婦女病不無關聯。那時江青得了嚴重的子宮頸口糜爛，後來又被診斷為子宮癌，而不得不去蘇聯治療。面對性欲極為旺盛的毛澤東，江青的疾病使她自然地失去了毛在性關係方面對她的依戀。毛澤東礙于其“領袖”形象而不便離婚，但又想滿足婚外性欲，這就需要得到其合法夫人江青的默認。當然，這種默認也自然伴隨著丈夫對其名義上的妻子的某種補償。以毛氏夫婦的地位，在一切生活開支均可由國庫支付的情況下，毛若對江作金錢上的補償，並無實質性意義，最可能的就是在政治地位和權力方面作出補償型承諾。據陳小雅考證，毛江之間的夫妻關係的演變早在 50年代初就開始了。據在毛身邊多年的工作人員在“文革”中的回憶：“毛和江談了一次話，有了‘協議’，毛向江點明了自己的私生活問題，毛要江不要過問毛的私生活，代價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保護江”。 為了適應這個調整，江青對外也大造輿論，宣稱自己和毛澤東早已沒有“夫妻生活”，他們的關係只是“政治夫妻”；對此，毛澤東也不諱言，予以配合。 [4] 然而，毛不斷拈花惹草的行為畢竟會傷害江青原本就十分敏感的自尊，也加劇了她對於隨時可能失去合法的“夫人”地位的心理恐懼。為了化解這種恐懼，她自然渴望通過在政治上充當毛的得力打手，不斷攫取權力，從而穩定自己與毛的“政治夫妻”關係。正是這種病態的恐懼和野心，使得江青從延安時期一個性格溫順的女性逐漸變成一個刻薄待人、歇斯底里的怨婦，進而在“文革”中成為一個瘋狂報復、暴戾恣睢的“冷宮怨後”。據王光美回憶，毛澤東在1950、1960年代非常喜歡請年輕漂亮的王光美一起游泳，還派秘書專車接送。有一次，遊完泳上來已是晌午，主席留我們吃飯。飯擺好了，江青還沒有來，催了兩次，仍不見蹤影。大家說：“請主席先用餐，好早點休息，我們等江青同志來了再吃。” 毛主席說：“咱們一起吃吧！”大家剛坐好，江青回來了。她一見這場面很不高興，立即沉下臉來，生氣地說：“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 [5] 雖然王光美當場陪笑、平復了江青的情緒，但江青的猜忌無疑導致了她在“文革”中對王光美的“兩個女人間的戰爭”。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我們仍然可以想像，倘若毛和江在中共建國後的夫妻性關係和諧、江青沒有因上述病態的恐懼和渴望所造成的陰暗心理和瘋狂個性，“文革”時期某些領域內她所造成的人道災難至少可能有所減輕。毋庸違言，江青在“文革”中的不可一世以及“文革”後的可悲下場，在很大程度上與她身後那位尋花問柳的風流丈夫的情欲有關。
2.從“竊聽事件”到“彭、羅、陸、楊反黨集團”
毛澤東預謀和發動“文革”，可以追溯到震動中共上層對毛的“竊聽事件”，而所謂的“竊聽”則與毛的私生活情節被洩漏有關。據國內官方媒體披露：1961年春，毛乘坐專列到廣東、山東一帶調查研究。某日，毛和一位服務員在專列上的辦公室裏談話。談話結束，服務員步出，恰遇專列上的另一工作人員。後者得意地告訴前者，他知道剛才毛與服務員的談話內容。服務員問他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員便展示了錄音裝置及設備。此服務員轉身便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澤東聞訊後，大發雷霆。“秘密錄音”的事情就這樣鬧大了。 [6] 官方媒體的這則報導掩蓋了最重要的事實，即這位“服務員”的性別及她與毛的關係。這位“服務員”是青年女性，乃與毛有性關係的“女友”。更敏感的是，那位負責錄音的工作人員所錄下的，是她和毛在專列中發生性關係時的話語和聲音。當毛的這位“女友”向毛彙報後，毛澤東當即惱羞成怒、大發雷霆，指責為“特務手段”。 其實，對毛澤東的錄音是中央書記處1958年12月決議、1959年開始執行的。這是當時主持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彭真等人為了緊跟毛澤東而採取的一個拍馬屁的決定，即把毛澤東外出時的談話都錄下來，以便他們隨時瞭解毛的思路，在工作中主動討毛的歡心。沒想到的是，在陰差陽錯之中錄下了毛的私生活放縱，又被毛的“女友”告密，於是引發了一場令毛澤東勃然大怒的政治風暴。此事當時的處理結果是，具體執行這一錄音計畫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毛的機要室主任葉子龍和劉少奇秘書、周恩來秘書等人承擔了責任，錄音員當了替罪羊 [7]. 但毛心裏仍然懷疑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中央一線領導人那“想留下毛談話的資料，以後好寫黨史”的解釋。毛反詰道：“他們是不是從現在就開始準備赫魯雪夫式的黑報告？”看來，毛把此事判斷為中國式的“水門事件”了。 [8] 毛的醫生李志綏在回憶這一事件時寫道：“使他更為震動的是，錄音安裝了幾年，身邊的人竟然沒有一個向他‘通風報信’，最後讓他知道了‘情況’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認為身邊的人並不可靠，比較可靠的是‘女友’，這些人往往告訴他真的情況。”
一直在事件現場的李志綏認為，這一“竊聽事件”是毛和劉等人關係敵對化的一個轉捩點，它對毛以後發動“文革”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毛的私生活的放縱早已是領導間公開的秘密，然而，這些秘密一旦被留在了錄音帶上，很可能在將來構成對毛的權力的潛在威脅，因此使得毛產生了極大的恐懼。毛認為，這是“中央這幾個人”—即其他中央常委和書記處—針對他採取的特務手段。聯想到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批判斯大林的作法，毛擔心這是黨內高層有人企圖反對他的準備行動之一。從這時起，他對“中央”的隔閡增加了，懷疑更大了。這些疑懼終於在“文革”中爆發出來。 [10] 以“文革”的名義，毛澤東實現了他隱忍多年的報復“竊聽事件”的企圖。“文革”一開始，楊尚昆便被調離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位置，隨即被打成“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主要成員。中共中央1966年5月24日檔“中共中央關於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寫道：楊尚昆“不顧中央多次關於禁止安設竊聽器的決定，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講話，盜竊黨的機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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