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蘆笛

毛澤東的第一個人格缺陷是深重的自卑情結（inferiority complex），這是他最主要的心理疾患，若干其他人格缺陷尤其是妄想型人格失常（詳見下），都可以看成是這一情結的衍生物。如同其他心理病人一樣，毛的自卑情結也來自於青少年時代自覺遭受歧視或被忽略而受到的心理創傷。

1，他受到的第一次刺激，是在17歲進入東山高等小學之後：

“我以前從沒有見過這麼多孩子聚在一起。他們大多數是地主子弟,穿著講究;很少農民供得起子弟上這樣的學堂。我的穿著比別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像樣的短衫褲。學生是不穿大褂的，只有教員才穿，而洋服只有‘洋鬼子’才穿。我平常總是穿一身破舊的衫褲，許多闊學生因此看不起我。可是在他們當中我也有朋友，特別有兩個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個現在是作家，住在蘇聯。人家不喜歡我也因為我不是湘鄉人。在這個學堂，是不是湘鄉本地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還要看是湘鄉哪一鄉來的。湘鄉有上、中、下三裏,而上下兩裏,純粹出於地域觀念而毆鬥不休,彼此勢不兩立。我在這場鬥爭中採取中立的態度，因為我根本不是本地人。結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到很壓抑。”

2，到北大圖書館打工後，他再度蒙受了類似刺激：

“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

3，在中央蘇區與蘇聯留學生們發生的衝突，愈發強化了毛澤東原有的心理疾患。他不但被架空，而且失去了話語權。國際共運本質上是宗教運動，其領袖必須是“口含天憲”的所謂“理論家”。在動輒滔滔不絕引經據典的海龜面前，這位沒看過什麼馬列原著的土包子只能張口結舌，自慚形穢，自尊心多次受到強刺激。任弼時只是沒點名地批評過他“狹隘經驗論”，就被他刻骨銘心地記在心裏，幾十年後在廬山會議上還要反復提起。博古、李德等人告訴他的馬克思主義常識“山溝裏是沒有馬列主義的”，以及凱豐在遵義會議上笑話他“你懂什麼馬列主義,頂多是看《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打仗!”都極大地傷害了他的自尊心，以致他在得志後反復提起。

這一系列心理創傷，使得毛澤東產生了進攻性的自卑情結，表現為自尊心超強，過敏，斤斤計較，睚眥必報。

1948年，千家駒等人去西柏坡見毛澤東。毛問起千的姓名和經歷，千回答說“我是在大學教書的”。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卻引起了毛的一頓牢騷。毛說：“哦，大學教授呵！我連大學都沒有上過，我只是中學畢業，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一個小職員，一個月夯勃啷當八塊大洋，張申府就是我的頂頭上司。”

毛對張懷恨在心，是因為他在北大圖書館打工時，張申府是管理他的圖書館助教。張有次拿了份書目交給毛繕寫。毛卻全部寫錯了，張只好又退給他重寫。如此區區一件小事，卻讓毛記恨了一生。張卻還不知道闖了禍，1945年毛到重慶，請張吃飯，開頭還十分客氣，但當張把自己寫的一本書送給他時，他面上頓現不豫之色，只不過因為張在那書的扉頁上題了：“潤之吾兄指正。”中共建國後張受到批判，被禁止發表文章和從政。章士釗曾向毛求情，讓張出來工作。毛卻拒絕了，說：“當初他是我的頂頭上司，怎麼安排呢？”

毛澤東的這一系列遭遇，讓他養成了對知識份子偏執的憎恨仇視心理，在當國後便動用國家暴力，持續歧視與迫害知識份子：

“我歷來講,知識份子是最無知識的。”

“對於資產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鄙視，藐視，蔑視，等於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學問應當鄙視藐視蔑視一樣。”

“那些大學教授和大學生們只會啃書本（這是一項比較最容易的工作），他們一不會打仗，二不會革命，三不會做工，四不會耕田。他們的知識貧乏得很、講起這些來，一竅不通。他們中的很多人確有一項學問，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還是如此。他們也有‘術’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說，知識份子和工農分子比較起來是最沒有學問的人。他們不自慚形穢，整天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幹反革命，搞資產階級復辟，培養修正主義以外，其他一樣也不會。”

由此出發，毛墮入反智主義泥塘，以其擁有的巨大權力與感召力，將蔑視與否定知識的反智主義化為全民意識形態，更將全面系統摧毀教育化為國策：

“有同志說:‘學問少的打倒學問多的,年紀小的打倒年紀大的’,這是古今一條規律。經、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的狀況，就宣告它自己的滅亡，只有幾十萬分之一的人還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這是一大解放，不勝謝天謝地之至。因此學校一律要搬到工廠和農村去，一律實行半工半讀，當然要分步驟，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這類學校，以免貽患無窮。”

反智主義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特有的現象，也是其最突出的特徵，並不見於蘇聯和其他共產國家。換言之，它不是從蘇聯進口的，完全是毛澤東的個人作品，是與毛相伴生、相終始的歷史現象。列寧和史達林當然仇視“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不遺餘力地迫害他們，但並沒有遷怒到知識本身上去。相反，列寧的名言是：“只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武裝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他們的知識份子政策基本上是個政治決策，亦即不相信舊知識份子能為己所用，但從未否定過書本知識與專門技能的作用，盼望的是用自己培養出來的可靠的知識份子取代老一代。然而毛澤東的反智主義則完全是一種心理病態的偏執發洩，毫無理性可言。即使是在50年代初期學蘇聯辦“工農速中”、“人民大學”那陣，他也從未像列寧那樣多次強調共產黨人迅速掌握為建設現代文明社會所需的一切文化知識的重要，從未流露過迅速培養自己的專家去取代舊知識份子的急切心理。自“反右”運動後，毛澤東就公開打出了反智主義的旗幟，“外行必須而且能夠領導內行”成了國策，“大老粗”變成了一種尊稱，“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成了人人熟知的口號。

毛澤東執政之所以表現出這種奇特的獨有的反智主義偏執，我看完全是其深重的自卑情結使然。他之所以在反右後拋棄了蘇聯那一套，轉向反智主義，我看就是所謂“右派分子”的某些言論諸如“現在是小知識份子領導大知識份子”“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共產黨不學有術，民主黨派有學無術”等等誘發了他深重的自卑情結。令人悲哀的是，恰是毛對知識以及知識份子的入骨鄙視與嘲罵，使得他獲得了工農大眾的歡心，成了他們心目中的人民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