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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易解決的當然是“家庭出身”問題，只要看看工人農民的實際社會地位，就再不會有人羡慕工農出身了。我十分感激我的祖父。正是老人家的頑強奮鬥，使他自己從一個放豬娃成長為一個頗有成就的鄉鎮企業家，又堅決要我父親遠去北平讀大學，才有了後來我的“知識份子家庭出身”，才使我避免了一輩子在農村“面朝黃土背朝天、卵子不挨邊”的那種命運！至於上教會學校我要感激我的老爸，正是他盡力送我到教會學校接受了長達六年的高質量中學教育，才使我得到了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奠定了我去搏擊風浪、應對危難的人生根基。應該承認：即使在70年前，不少教會學校在教育理念，教學方式上也比我們現在的應試中學教育要好得多。 較難解決的問題是“我當年該不該參加革命？”。
中國知識份子歷來就有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我們那一代從漫長艱辛的抗日戰爭中成長起來的青年學生，面對著國家的羸弱、政府的腐敗和人民的苦難，大都具有革新社會、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康樂富強國家的強烈願望，只要有人帶領，就會毅然投身革命。我正好考進了有著民主革命傳統的清華大學，加上我的熱情浪漫的個性，就毫不猶豫地投入了革命洪流。正是這場革命，推翻了專制獨裁貪污腐化的國民黨統治，建立起一個充滿希望的新政權。
後來之所以出現了“該不該參加那場建立新中國的革命？”的問題，是因為革命勝利後共產黨不但沒有如它所承諾那樣去執行“新民主主義”、建立“聯合政府”、實現民主自由康樂富強的新中國，卻反而給老百姓帶來了深重苦難！ 15年前，我去臺灣探親，目睹了我當年要打倒的國民黨在臺灣實踐三民主義所獲得的豐碩成果；也感受到了我曾參與的那場國共內戰所造成的中華民族的可怕傷痛與裂痕。那時我敬立在臺北中山紀念堂孫中山先生的塑像前，遺憾地想：“中山先生，要是您能多活十幾年，將國共合作維持下去，建立起民族民主聯合政府，領導民眾齊心協力去實行三民主義，就不會出現那場骨肉同胞自相殘殺的暴力革命了，而一個民主自由康樂富強的新中國也早就屹立在地球上了！”。只可惜歷史不能按照我們的願望去改寫。 至於“我該不該參加共產黨？”；“這個黨還值得我信賴麼？”，是困擾我最重、帶給我痛苦最深的兩個問題，我將放在本文最後去訴說。 先說“我當年該不該參加抗美援朝？”；“該不該屈服於敵人當了俘虜？”；“被俘後可不可以去美國、去臺灣？”……
1951年3月，我和戰友們都是滿懷保家衛國的激情並做好了犧牲的準備跨過鴨綠江的。我們那時當然不知道美軍並不打算侵犯中國，更不知道中國是正在為金日成的冒險狂熱與史達林的自私狡詐付出巨大的民族犧牲。但我們至今仍然自豪於參加了那場戰爭，因為它證明了我們是忠貞的愛國者，是堅強的中國軍人。
“你既然是堅強的中國軍人，那為何又束手就擒當了美軍俘虜?”。這才是多年來困擾我和難友們的沉重思想包袱。我從戰俘營回國後被開除黨藉的一條重要罪狀是“有武器不抵抗被俘”。被俘時我確實還剩有一個手榴彈，我因為被身邊一個小宣傳隊員哭喊著阻擋著沒有把手榴彈引爆去與敵人同歸於盡！我一直為自已沒有做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而羞愧，甚至也產生過自殺的念頭，只因見到難友們太需要我這個會英語的大學生跟大家一起去共患難，才促使我重新振作起來。
朝鮮戰爭中兩萬多名志願軍戰俘絕大多數都是在戰事失利陷於敵後因傷殘病餓失去抵抗力而被俘的。我們己經是為國盡力為國受難了！然而，正是“被俘可恥”、“投降即變節”這種違反人道的封建戰俘觀害苦了我們。它既是促使我們那一萬四千名難友違心地背棄自己的親人故鄉去了臺灣的重要原因，也是當年毛澤東對我們這七千名拚死拚活回歸祖國的難友給予“開除黨藉、軍藉、終身控制使用”這種重罰的根本緣由！毛的封建帝王殘暴本質也由此可見其一斑。 我初中高中的英語教師都是美國老師，考上清華大學後，更是立志要去美國留學。因此，當被俘後我被邀請到美軍第八軍司令部擔任文職翻譯人員並承諾停戰後送我去美國上大學時，我真的心動過。最後被我婉言拒絕了，並非我不想去而是不能去。對我來說，那時的美國就是敵國，我要是去美軍部隊當翻譯就是去當漢奸，這是我的人格我的尊嚴絕對不能接受的！對於當年的這個決定，我至今也未反悔過。我真的慶倖那時年輕的我竟能具有那份堅貞：為捍衛自己的人格尊嚴做到了拒絕誘惑、心甘情願去承受戰俘營的苦難。 我更慶倖自己能跟難友們一起通過兩年多極其艱辛的鬥爭終於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國!儘管回來後受到過極大的委屈與磨難，但我也獲得了只有在祖國才能獲得的珍貴的親情友情愛情，以及近30年來所享有的學習和創作的權利、尊嚴與人身自由。我正是在那遠離祖國的異國孤島上、在戰俘營的黑牢裏才真正懂得了“祖國”意味著什麼！尤其是當我弄明白了我們回國後所受的磨難完全是來自那個獨裁暴君，我對祖國就只剩下愛和擔憂了！ 這些年來，我不止一次去臺灣探親，每次去我都要去看望在臺灣的難友，深入瞭解到他們當年所受到的身心折磨與政治陷害、他們到臺灣後所受的歧視和他們對親人故土的痛苦思念。我不再把他們看成是“經不起考驗的懦夫”。我們不能把憤恨和指責放在受到殘酷迫害的難友們身上，真正的罪人是那些制定強迫戰俘放棄回歸祖國權利政策的美國政客和執行這個罪惡政策的美國軍人與他們豢養的走狗。同樣，如果那時有別的會英語的難友答應了去美軍部隊當翻譯，我現在也不會罵他是“漢奸”，因為他可能對那場戰爭的看法跟我不同，甚至他可能有親屬在美國，他應享有選擇其人生道路的權利。 - 待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