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小明

黃宗英決不會不知道，當數以萬計的女青年為了一張入學通知、一個招工指標、一個回城名額而不得不“自願”向那些社隊幹部、農場領導屈從逼婚或奉獻貞操的時候，這看不見的壓力中也有一份是來自她的報告文學？有人說知青下鄉的文藝作品，汗牛充棟，黃宗英只是其中之一罷了。不，絕大多數的知青下鄉作品都是領導安排，作為任務下達的創作命令。歷次運動文藝界人士都少不了這類尷尬。但是黃宗英的知青作品是她自己找上門去寫的，首開風氣之先。《特別的姑娘》開宗明義就說她“按計劃日程本該離開寶坻縣了”，她是“計畫外”采寫了這篇文字。她也知道鼓吹知青下鄉的文學作品假話連篇，遭人唾駡。黃宗英的思想左得出奇。《特別的姑娘》中的小機靈只是離開竇家橋嫁到鄰縣當了一名小學代課老師，文章就把小機靈說成是落後青年。黃宗英連這樣可憐的小姑娘也不肯放過，實在是太狠心了。除了1996年在《雁南飛·黃宗英傳》中她向“小機靈”表示道歉以外（第109頁），對於文章總體傷害過的全國知青沒有表示過任何道歉。不僅沒有道歉，而且時時處處還洋洋得意，反以為榮。

2001年她對文藝報記者說：“我很喜歡《文藝報》，是《文藝報》把我捧紅的。那時候我寫的報告文學，是《文藝報》發了評論文章，我就一下子紅了”。但是翻遍文革以後出版的黃宗英作品選，卻沒有一本選入了《特別的姑娘》和《小丫扛大旗》這兩篇“成名作”。為什麼？因為這種文字僅是黨政需要的應時鮮果，塵埃落定的今天，早已枯朽腐臭見不得人。《特別的姑娘》和其他歌頌上山下鄉的文藝作品《朝陽溝》、《年青的一代》和《邊疆新苗》等作品一樣，不僅嚴重脫離現實，向壁虛構，而且在它們被創作、被宣傳的時候，恰恰正是大量知青和家庭因分離、貧困而痛苦甚至千方百計躲避逃亡的時候。

黃宗英的報告文學自成系列，刻意形成一組表現中國女性知識群體的作品鏈。從邢燕子、候雋開始，到秦官屬、徐鳳翔……。其實黃宗英的投注是選擇性的。出國前筆者在上海文藝出版社擔任過編輯，理論上可以說是黃宗英的同事。但是她從來不來上班，只有領工資或有其他大事才會偶爾露面。有一次她來到單位，講了一個她經歷的真實故事。八十年代中期，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社會上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的消息頻頻傳來。黃宗英經常出入西藏和新疆。有一次她路過青海格爾木地區。不料有人走漏了上海女作家來訪格爾木的風聲。當她到達格爾木市招待所的時候，外面忽然聚集了一大批群眾，其中絕大部分是婦女，強烈要求會見來自上海的女作家！來人越聚越多，估摸竟有好幾百人。他們手中拿著文字材料，口中念念有詞，我們要見上海作家！上海女作家，幫幫我們的忙吧，幫我們為親人平個反！……格爾木是青海省第二大城市。青海是全國著名的勞改大省。歷次運動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壞分子者，判刑後多半押往這些省份，上海民間俗稱“新西蘭”，實指新疆、西寧和蘭州，泛指大西北勞改農場。這些可憐的人們都是五六十年代被押往青海的勞改人員家屬子女。其中到底有多少冤假錯案，無人知曉。黃宗英面對這樣的場景驚懼萬分，她根本不願意跟這些婦女接觸對話（其中就沒有一些知識婦女？），終於在市委接待人員的協助下僥倖脫身，虛驚一場。或許人們歎息，黃宗英錯失了一次可以獲得天津作家楊顯惠撰寫《夾邊溝紀事》那樣的機會。黃宗英是沒有那樣的膽識和眼光的。文學批評不宜揣度和臆測作者的主觀意圖。

從效果來看，黃宗英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在現行體制下獲得權力照顧和支援的物件，而絕不是無權無勢或備受爭議的冤魂。有人說，黃宗英晚年已經大徹大悟，不必對她緊追不捨。她的子女（周旋的兒子也應是她的養子）經歷了文革和下鄉的煉獄。她徹悟到什麼程度，知青們怎麼知道？她的悲愁並不足以抵消作品造成的災難。就像劉少奇王光美受到了文革最殘酷的蹂躪，但是歷史仍不會忘記他們夫婦四清中的桃園經驗、文革初的資反路線造成的恐怖和虐待。

黃宗英的傳記《雁南飛》第125頁描寫女兒趙橘要去黑龍江插隊的情景充滿悲情。文中還提到周民去江西和周偉去內蒙插隊。此時此刻黃宗英竟沒有一句《特別的姑娘》裏理想主義的口號，“去農村把苦吃個乾淨”（第六頁）。黃宗英為什麼不鼓勵他們去當《特別的姑娘》中所歌頌的“攥書本扛鋤頭的烏腳梗”（新農民）（第四頁）？為什麼不像對侯雋那樣鼓勵他們說：“黨支持你們”！（侯雋鳳凰網訪談）為什麼不督促自己的女兒爭當新的侯雋邢燕子？

黃宗英的文學成就可以簡單的概括，就是“小機靈”文學。黃宗英筆下的小機靈只是一位可憐的小知青，其實黃宗英才是中國文壇的“小機靈”。她能機靈地發現黨政宣傳即將注重那些人物和事態，於是濃墨重彩地去加以描繪。同時機靈地回避某些敏感主題，黨政領導不願意涉及的主題。她一生中最值得褒獎的恐怕只有一件事，那就是2007年證實了反右時期羅稷南與毛澤東關於“魯迅如果活到反右時將如何”的那一次驚心動魄的對話。但是考慮到黨政領導不會喜歡這類話題，在完全由她自己主導撰寫的傳記中竟然隻字未提這一軼聞。看黃宗英的一生，她在影壇僅僅創造了一個略見真情的悲情女（梅表姐），在文壇她卻充當了一個機靈應對政治需要的女“演員”。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文學界具有突出的代表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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