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知不覺又過了幾個月，對於未來，我們還沒有什麼明確的規劃。我來到中國五周年的日子即將到來，牛津大學給了我一個從2007年秋季開始、為期六個月的進修機會。我決定接受。胡裏奧在中國生活了近六年之後，開始有了離開的衝動。儘管仍在中國，但我們和這裏在心靈上已經拉開了距離，我們想要嘗試新的冒險。

自從2002年8月來到北京，身邊已經物是人非。我的許多朋友——那些記者和外交官結束了為期三年或者四年的任期後，已經離去。我在中國傳媒大學的那些學生也已都畢業，有幾個正在國外學習。

文章作者已在中國工作5年

奧運會即將舉辦，我剛到北京時四處可見的“拆”字幾乎蹤跡全無，因為那些房子早在幾個月前就已經拆了。前門旁化為灰燼的胡同中，一座漂亮的購物中心初具規模。

自從我來到這座城市，計程車已經漲過兩次價。清除中式英語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我家附近的一家餐館，他們已經把我特喜歡吃的一種魚的翻譯從“大便” （crap）改成了雖不是那麼具有娛樂效果，卻更為精確的“鯉魚”（carp）。而最受外國人青睞的城市地標——東大肛腸醫院巨大的霓虹燈招牌上醒目的英文“Dongda Hospital for Anus and Intestine Disease”現已改成了文雅的“Dongda Hospital of Proctology” 。

在一個國家呆五年不算長也不算短，而且我沒有虛度這段時光——四處旅行，不停提問。但當我在中國的生活即將拉上帷幕，越來越多的人卻會向我問一些問題。

當我離開中國去歐美旅行的時候，人們會問：“中國將何去何從？”中國將經歷劇變，還是將成為未來數十年一支令人敬畏的政治勢力？不進行基本制度的變革，中國是否會陷入動盪？中國的經濟增長能否持續？

在印度，大家關注的問題則有所不同。無論報紙編輯還是家裏的僕人，他們最常問到的是一個貌似簡單的問題：印度能從中國那裏學到什麼？或者說，印度應該做哪些中國一直在做的事情？中國把美國視為評估自己的國力和成就時的終極標杆；但在印度，中國已經成為了其評價自身進步時常用的參照系。

回到中國，我時常被問及的問題又不大相同，並且是最直接，或許也是最難回答的問題。北京的計程車司機總是毫無例外地問我：“哪個更好？中國還是印度？”我在北京廣播學院的學生經常問我：“你是更喜歡中國還是印度？”胡同裏的街坊們只要逮住機會就會問：“你喜歡住在北京嗎？還是更喜歡住在德里？”

最後一個問題以各種形式出現，對於這個問題我考慮了很久，每次碰到它，我的答案都不盡相同。與婁亞（音譯）和我家附近公廁的保潔員聊過之後，我想到了印度那些可憐的女傭；我對於中國最底層的人仍享有相對的尊嚴感到驚訝。

在我住的那條胡同裏，垃圾工每天來收垃圾的時候都戴著手套。這樣一個簡單物件——起到保護作用的覆蓋物、細菌和皮膚之間的阻礙物——至少讓他們得到了一點點自尊。他們的子女基本都在學校接受教育。他們自己或許沒有念過什麼書，但一般說來，他們的讀寫能力足以避免最惡劣的盤剝。

這些都算不上是多大的益處，而且在中國並不是每個人都能享有這種不算大的進步。但如果我是印度那數百萬保潔員、清掃工、門衛或者掏糞工中的一員，我恐怕更願意通過命運的輪回投胎成為中國人。

但在其他的日子裏，我又會有不同的感受。當我為了報導寫作中所涉及的某個問題，而花費數小時的時間在這個國家的智庫、大學以及研究機構中尋找中文出處的時候，就屬於這樣的日子。這永遠是一項讓人垂頭喪氣的艱苦工作。

中國是一個實用主義的社會，那些年裏，我遇到的所有人都擁有異乎尋常的狡黠、市儈和聰明。正如浙江的企業家所證明的，普通中國人在鑽空子、找退路、行賄賂、避開僵硬的規章制度方面，堪稱大師。如果需要，他們可以把隱形眼鏡賣給盲人婦女，把雞爪子賣給素食主義者。

一方面這個國家可能擁有大量成功的推銷員以及有闖勁的企業家，但另一方面，中國社會仍然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反理性傾向。這並非本性，它更多的是反對批評、鼓勵集體思維的政治和教育制度的產物，我個人認為這是中國最令人反感的一個方面。而缺乏對思想的熱愛，缺乏爭辯本身所帶來的快樂，缺乏雖刺耳卻不無理性的異議，這些都是最令我想家的原因。在中國，那些不認同主流的、官方的觀點的人，往往被打上了異議者的烙印，並因此受到懷疑、驅逐和威脅。

所以，一個在記者面前說錯話的教授可能會突然遭到降級處分，一個太過熱衷於腐敗調查的編輯有可能會遭到解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個只是想盡其所能幫助委託人的律師，如果接了不該接的案子，有可能會把自己送進監獄。

在大學裏，比如中國傳媒大學，“答案只有正確和錯誤之分”已經烙在學生的腦子裏。儘管實踐中你也會察覺到或者會利用那種模棱兩可、不置可否的答案，但在純粹的理性層面卻並沒有給它們留下多大的空間。

身為一個好辯的印度人（那是一個視異見為常態的國家），中國人這種被強加的、整齊劃一的思想和態度，是違背我本性的。因此，儘管印度存在著種種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在某些時候我會堅稱自己寧願做一個印度人，也不願意忍受中國精神生活的壓抑、單調。

然而，當我回到德里呆上幾天，立刻又開始渴望回到北京，在那裏，女人可以駕駛公共汽車，而且不會有一群性饑渴的年輕男人不停地盯著看、小聲嘀咕，但在印度首都的馬路上，這種場面幾乎隨時可以碰到。

但在同一天，稍後我打開電視，看見印度國會正在舉行一次會議，儘管內容未必是最吸引人的，但在一雙習慣了中國的眼睛看來，卻比平日好看。

中國在過去三十多年裏所取得的經濟成就或許是史無前例的，但印度在政治上的成就同樣如此。印度的民主政治在後殖民國家中之所以近乎獨一無二，不僅僅是因為這種制度的存在，在一個因一種理念而非地理、語言或者民族結合在一起的國家裏，這種制度得來不易。這種理念甚至讚美多重身份的可能性。在印度，你不僅可以，而且歡迎同時擁有多種或者一種身份。

因此，我是一個德里人，也是一個說英語的人，一半婆羅門人血統一半泰米爾人血統，受的是印度教的薰陶，一個後天選擇的無神論者，一個天生的穆斯林。但把這些多樣性串在一起的，是最強有力又最難以歸類的一個身份：我是一個印度人。

所以說，印度政治成就的了不起之處就在於：它發展出調節機制，可以處理大範圍的多樣性以及頻繁、活躍的爭執必然導致的結果。構成這種機制之基礎的指導性共識，或許也是唯一的共識，就是在一個民主社會，你並不需要一定得贊成——除了表達不贊成態度的程式以外。對於“如果我能選擇的話，我是願意生來就當印度人還是中國人”這個問題，所有這些事實仍然無法幫我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

與中國學生所受到的教育——使他們相信答案只有正確和錯誤兩種——不同，我總是被鼓勵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當年我在德里念哲學的時候，穿著印度土布做的無領長袖襯衫、為人真誠的桑卡蘭教授總在課堂上大聲強調：“永遠不要盲從。”

如果我必須給出一個簡略的回答，那我會這麼說：如果能出生在哪怕是一個中等富裕的家庭，我大概都會選擇印度而不是中國。

在印度，儘管政府所提供的服務一直不佳，但只要你有錢，就能生活得很滋潤。因此，大多數德里家庭，只要負擔得起，都會購買家用發電機以及在花園裏配備自用管井，以備停電、停水之需。員警工作不力，所以許多家庭都請了私人保安。通過必要的私人渠道彌補了公共產品的匱乏之後，在印度你就可以隨意享受討論“印度理想”的本質所帶來的思想上的快樂，或者享受贏得一場精彩的辯論所帶來的腎上腺素上升所帶來的興奮感。

印度存在著真正的樂趣和自由，更重要的是，享有這些樂趣和自由的並不僅僅是精英。論辯傳統構成了印度世俗和民主政體的基礎，涵蓋社會所有階層。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出身貧寒，我就願意在中國碰碰運氣，那裏雖然沒有民主選舉，但與印度相比我更有可能吃飽穿暖有房子住。最關鍵的是，中國給我向上跨越社會經濟階層的機會相對要大。換句話說，如果出身貧困，我悲慘死去的可能性在印度比在中國要大得多。

-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