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並不是在否認民主選舉對於印度窮人的重要性，毫無疑問，這使他們獲得了作為一個整體進行交涉的能力。比如為了大型基礎設施項目而迫使大量民眾搬遷的做法，在任何一個印度政府那裏都是一件不易完成的任務。

其實在印度，投票權並非必然或者常常產生更好的政府，這也是顯而易見的。由於害怕失去票倉，地方政客對遷徙人口非法侵佔城市土地視而不見。由此出現的貧民窟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基礎設施，例如下水道或供水系統。

在印度，公民以可預料的週期攆走政府。在這個國家，佔據多數的大量貧困民眾通常能讓五分之四的現任官員下課，在印度任何一次的選舉中，所謂的不信任票因素恐怕都是起到決定作用的。這種狀態往往被視作印度民主制度健全的一個著名標誌，其實它所反映出的是政府的為政記錄。但這份記錄太糟糕，哪怕有些地區人民的收入提高了、貧困減少了，民眾還是認為這與政府無關。​​所以從根本上看，雖然印度有窮人的政治代表而中國的窮人缺乏政治參與，但中國在基本公共設施的提供方面，像是公路、電力、排水和供水系統，以及真正有老師的學校，是贏過了印度。

這種異於直覺的狀況與這樣一個現實有關：在中國，政府通過經濟的增長來獲得合法性；但在印度，一個政黨統治的合法不過是因為它是民選的。因此，實現許諾不如贏得選舉來得重要。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在許多方面都使得印度歷屆政府無需一定要履行其許諾。但中國領導者不可能負擔得起這種奢侈。因此，中國政府對於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問題會比正常反應更為敏感，這就引出了另一個我經常被問到的問題：中國在新世紀的前途在哪里？

這個問題不是只有我想找到答案，全世界有一堆分析家都在思考這個問題。依據一位作家最近的描述，對中國未來的看法分為“平穩假定”——這種觀點認為西方的自由形式是不可避免的，是中國經濟改革的自然結果——以及“巨變假定”——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現有政體的悖論將不可避免的導致崩潰。

不可否認的是，目前的中國充滿各種矛盾。社會和經濟自由與政治掌控之間存在著摩擦，城市中產階層充滿矛盾的需求和抱負，與農民和民工的存在著碰撞。從建築到宗教，古老的傳統、強加的現代性以及復興的傳統之間令人不安的共存現象四處易見。從瑜伽老師到酒店門童，對於一群群來此淘金的外國人來說，中國正在迅速成為機遇之地；但同時，中國又有數億的貧困人口隨時準備冒著生命危險尋找機會離開故鄉。新中國充滿了對立，混亂和控制、變革和延續、財富和貧窮、善良與邪惡以一種有可能引發爆炸的混合方式在此共存。

不拘泥於意識形態的條條框框，中國政府（大多數中國人都是如此）依經驗行事，調和各種矛盾的技巧之嫺熟，令人吃驚。他們或許一直在走鋼絲，但中國人的雜技技巧可是聲名在外的。因此在我看來，崩潰或者民主化都並非不可避免，未來數年內，中國很有可能繼續成功地延續其目前的經濟增長和改革策略，同時伴以小幅度的政治變革。

其實我生活在中國的那段時間裏，時常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並非中國政府的行動遲緩或者僵化，而是它對實用主義的信奉，以及願意嘗試新想法的願望。與印度的那些共產主義政黨對於任何實質上的創新之舉（從經濟特區到外交政策的新方向等）所表現出的陳腐態度和意識形態上的對抗相比，中國的做法尤其令人引人注目。

從農村的合作醫療計畫到提議廢除戶籍制度，中國政府喜歡通過實驗來充分檢驗各種改革措施。當然，究竟是否“行之有效”，最關鍵的是這些政策將鞏固或者至少也是在維持現狀。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北京運用了一系列方法。

他們發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實現經濟的增長。

城市的中產階級從這種增長中直接受益最多，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化經驗中，最主要的一支力量恰好也是這些人。通過把這個群體的繁榮與共產黨繼續掌握政策的制定權捆綁在一起，中共已經有效地從政治上解決了有可能成為其最大敵人的一群人。

與此類似，其他一些不安定因素，比如收入差異、腐敗和環境問題，也引起了重視。事實證明北京對於各種挑戰所作出的回應，就像是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中共忙著撲滅的大火許多都是它自己導致的，是基本管理結構的缺陷所造成的。但你也可以說，哪怕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領導層的確在嘗試進行醫治，不過要注意的是，他們找的是中醫而不是西醫。

我在中國傳媒大學教書的時候，一個名叫芙羅拉的學生要請幾天假。她說，媽媽病得很嚴重。我早就聽說她媽媽住在加拿大，所以問她是不是要飛過去看媽媽。“哦，不是，”芙羅拉回答說。“在加拿大治不好，她準備飛回北京看中醫。”

回到政治改革的問題，中國的領導層不僅認為這種改革是可行的，而且已在進行中。不過這場改革的節奏和條件依據的是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而非依葫蘆畫瓢模仿西方的自由多黨模式。簡而言之，北京認為中國人的病還是得用中醫治。

西方仍懷疑這些改革的效率，指出這種模式所存在的種種矛盾之處，但中國曾經一再地令西方大跌眼鏡。中共進行政治改革的基礎是法制建設。它不是搞多黨民主制，而是在一黨制的國家內部建立一個制衡機制，這麼做主要是為了確保國家依法行政，而非依據專橫的、官僚的指令。

所以，人民獲得的不是投票權，而是一系列策略性的合法“權益”。這些權益包括就某些問題起訴政府機關的權力，私有財產的保護，以及宗教自由等等。儘管法律仍然被視為一個控制工具，但它同時也被視為對政府權力的監督，並且個人權力的保障也得到了加強。

隨之而來的是法律意識得到了顯著的增強。中國人所說的維權運動勢頭漸猛，尤其是2003年孫志剛死亡事件之後。幾年來，維權運動取得了幾次成功，迫使政府撤銷了一些不得人心的舉措，喚起了公眾的關注。那些維權人士的工作重心不在政權的更替上。他們的目標不是推翻政權，而是督促其實現自己的承諾。他們打抱不平，反對地方官員濫用職權，這使得中央政府往往站在他們一邊。引發維權運動的常見原因包括地方上非法侵佔土地所引發的衝突、城市發展以及環境污染等。

互聯網和手機這些新技術對於維權運動的影響力大小發揮了核心作用。類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2003年寶馬撞人案，和2007年廈門PX化工廠事件。從曝光官員在煤礦事故中的過失到救下差點被送上餐桌的貓，互聯網提供了公民社會興起的聚焦點——儘管政府想盡各種辦法對此進行控制。

不過，不同於過去一味的打壓，政府在策略和目標方面，已經能夠更好地處理新技術進入政府和公民互動關係後所帶來的複雜性。在政府看來，互聯網既是威脅又是機遇。一方面，網路可以避開進而打破權力對資訊的壟斷；另一方面，公眾在互聯網上表達輿論也是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反饋機制，一個測試國民的看法和情緒的手段。

中共進行政改的雙軌方式就是把更大規模的參與和持續性的壓制混合在一起，這是一個高風險、存在潛在危險的策略。它不僅無法取得實質性的進展，而且有可能引火上身。如果激起了公眾對於改革的期望，但中共又無法或者不能滿足這些期待，爆發嚴重的摩擦是相當有可能的事情。由於對中國政治制度的大修尚未提上議事日程，所以社會賴以構建的體系難以穩定。因此，中共被迫進入一個半永久性的危機-反應模式。

不過，北京的成功之處在於它始終把壓力保持在文火燉而非翻滾沸騰的狀態。儘管透過水晶球占卜是一件冒險的事情，但我還是願意肯定地表示：在一段時間裏，中共很有可能繼續保持這種文火狀態，避免爆炸的發生。

在我拋出對中國未來的預測時，你可能會問我許多人已經問過的問題：中國大陸近些年的歷史以及可以預見的未來，對於印度有什麼借鑒意義？

過去幾年中，印度可以從中國“學到什麼經驗”以及中國能從印度學到什麼，成了國際會議上的時髦話題。那些興奮的記者、德高望重的管理大師、躍躍欲試的商人以及圓滑的政客，一談起中國都是金句不斷，但說的都是些顯而易見的事情，沒什麼意義。

其中的一條“深刻見解”是，印度擅長做軟體，中國擅長搞硬體。另一條是，印度應該仿效中國對基礎設施的投資，而中國應該借鑒印度的金融和司法制度。總之，結論看來就是印度應該修路，中國應該建立民主制度。

這些觀點具有一種精緻的對稱性，它們發現中國和印度其實像鏡子一般映照出彼此的成與敗。但兩國的評論家中哪怕是洞察力欠佳的人，也能輕易看出，如果中國有了印度的政體，或許就沒有這麼多馬路。

事實上，民主在印度經常被用作替糟糕政府進行辯護的藉口，正如中國把印度的民主制度作為必須堅持一黨專政才能獲得（相對）高效的藉口一樣。在中國，印度總是作為民主缺陷的樣本；同時在印度，那些羡慕中國經濟成就的人也會哀歎，如果以民主為代價，印度也能取得中國的成就。

但這正是讓我覺得爭論出了偏差的原因。民主強調建立共識，或許它在印度延緩了決策過程，但同時，它所維護的制度基礎應該使得一個國家的治理更為容易，而不是更困難。

印度的政黨能夠從北京的技術官僚身上學到的，就是不要只盯著選舉結果，而要把經濟增長和提供公共設施作為最終目標，至少作為第二個目標。指望印度的政客們能夠大公無私、以國家利益為重，這種想法太天真，但這恰是從中共那裏所能提煉出的最珍貴的經驗。

應該是印度向世界證明公路和民主可以並存的時候了——哪怕是在發展中國家。進入新世紀後，印度的經濟發展已經證明了評論家認為在低收入國家實現民主會不可避免地阻礙經濟發展的說法是錯誤的。但遺憾的是，印度的這種新增長相當程度上並非因為政府。引發全球關注印度經濟的，是那些私營部門。類似IT這樣的行業把印度放在了國際版圖上，這些行業一開始並未受到政府的重視以及扶持。

如果印度政府能夠提升在完善基礎公共設施方面的表現，比如教育、公共衛生、飲用水以及電力等方面，他們就不僅能創造出一個真正促進經濟騰飛的平臺，而且這種發展將是可持續性的、有著堅實基礎的。

中國相對於印度的主要優勢在於，其經濟改革的社會基礎在文化水平、平均壽命、婦女權利以及對待勞動的態度方面，都優於印度。30年後，儘管中國在後改革時代社會成就的取得有所放緩，而印度也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在這些方面印度與中國相比仍然有著很大差距。印度要“趕上”中國，僅僅修建基礎設施和增加出口是不夠的。只要有半數的印度女性不能寫出自己的名字，吹噓印度即將“趕上”中國（正如印度一些人慣於這麼做的）不過是在說胡話而已。

-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