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當我坐在四合院裏寫下這些話時，心中浮現出一種奇怪的感覺，時間好像在同時加速和放慢。我看看外面，“豆腐”正在悄悄地靠近停在竹叢上的一隻蜻蜓。與竹叢成對角線的位置有一棵石榴樹，樹上光禿禿的沒有一粒果實。年初的時候樹上長蟲，所有的石榴都沒有了，但它活了下來，希望來年成熟的果實能再次掛滿枝頭。

我聽見李阿姨正在廚房大聲地打著電話，不知道在教誰做三角包。我感到驚訝，一位來自安徽農村的婦女，在北京掌握了印度料理的秘密。“多放辣椒，”她大聲喊到。“喂？聽得見嗎？好了！多放辣椒，印度人喜歡吃辣的，”她繼續說道。

她的做菜指示被同樣大聲的“晚報，晚報”聲所打斷，一個賣報紙的小販騎著車從門外經過，加入到胡同生活的大合唱中。我感到一陣憂傷，因為這一刻不會永遠持續下去，但我又感到高興，因為我經歷過那一刻。

我再一次把目光落在明亮的電腦螢幕上，突然意識到引發我寫下這一大堆文字的那三個問題，其實也可以用在無需宏大敍事的事情上——也就是那些貌似平淡，但對我個人來說卻有著重要意義的事情。

中國和印度可以從彼此身上學到很多，而且世界也能從這兩個國家身上學到很多。但我從過去五年所發生的點點滴滴中又學到了什麼呢？

腦海中湧入了許多瑣碎的事情。但我所學到的，往往很難用語言進行歸納。確切地說它們融入在那些姿勢、表情或者味道中：吳女士微笑時眼裏流露出的一絲悲傷；老太太把裹過的小腳從身上放下來時的樣子；麥當勞番茄醬甜絲絲的味道混雜著臭豆腐的味道……

總之，在中國這幾年的經歷教會了我對立的東西也可以共存。這話與政治無關，也不是說矛盾必須得解決，我更多是在說吳先生。我們曾經拿這位房東一點辦法都沒有——從一大早跑來打掃院子的衛生，到不久前用青蛙內臟或者只有上帝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一些玩意兒“毒害”我們。

然而，吳先生是個好人。他熱情地修好了堵住的廁所，更換了燒壞的燈泡，修好了廚房漏水的地方。他甚至勉強認同我挑選的芒果黃塗在院子裏“也不是那麼難看”，最後他還慢慢同意了早上九點之前不會不請自到。

簡而言之，當我想到要離開北京時，腦海中出現的是這樣一幅畫面——一位元六十歲的退休鐵路官員，騎著一輛嘎嘎吱吱的自行車——這幅畫面總能讓我哽咽。

我還學到哪怕是來到最陌生的地方，你也會愛上它。回頭看剛來北京的那幾個月，當時一想到別人要用像狗吠般的語言跟我說話，就害怕。想到我曾經那樣看中國人，讓我覺得自己有些過分。他們的食物和深不可測的表情曾經讓我害怕。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們看來變得溫和？是在鄰居閒聊時的普通話聽起來不僅不再刺耳，而且成為了我後來所珍惜的一種令生活寬心的背景聲時嗎？

後來我知道了，不去瞭解就盲目厭惡的做法是極其荒謬的。哪怕是一些表面上看來陌生、讓人害怕的東西，親近感的獲得也會比你想得容易。轉個彎你就能找到它。

最後一點，我重新學到了大學時代哲學教授們說過的話：匆忙得出的結論以及人云亦云的東西都是不可信的；真相總是難以觸及，而且真相很少只有一個。

這些年裏，許多時候我會不由自主地對我所經歷的事情進行妖魔化或者頌揚美化。但隨後，我又會突然不敢確定之前所得結論的道德基礎。我意識到恰如桑卡蘭教授說過的：我很擅長“質疑”，卻不擅長得出肯定性的結論。或許這是一件好事，不過從另一方面說，它或許不是。

撰文：帕拉維·艾亞爾（Pallavi Aiyar）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