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章詒和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20年。

“監獄裏蹲了10年，從28歲到38歲。出獄後噩夢十載。白天奔波勞碌，夜晚被人追逐殘害。夢中驚魂不定，醒後大汗淋漓，再多的安眠藥也是無效。”

歲月的刀劍從她年輕而充沛的身體穿過，留下了看不見的洞缺。她的私人記憶如同一個巨大的黑洞，洶湧的已經不再鮮活，而猙獰的依舊觸目驚心。

她的眾多作品中，最富盛名的當屬《往事並不如煙》、《伶人往事》，這些沉痛之作，記錄了一個時代的人，也記錄了他們的光鮮與屈辱、閃耀與消亡。

什麼叫“文字”，讀一讀章詒和就知道了。作家畢飛宇說。

“《往事並不如煙》我讀過不下3遍，起碼買過10本，推薦給不同的人看。”畢飛宇從未見過章詒和，他說，“我能夠肯定的只有一點，《往事並不如煙》的作者是一個充滿魅力的書寫者，才華橫溢、功力深厚、目光深沉，這樣的人不可能被一種叫‘小說’的東西難倒。”

他認為，“她的老底子很硬掙，我們這一代的作家比不了的。其實我更願意用一句老話來談論這個問題，‘腹有詩書氣自華’，章詒和的文字就是那種‘氣自華’的文字，靠抖機靈一輩子也學不來的。”

賀衛方也讚譽章詒和的作品，“在漢語世界裏樹立了一種獨特的文學風格。”

有人說她筆下有怨氣。曾有署名“田繼賢”的文章如此說：章詒和女士似乎僅僅只是沉浸在自己對歷史的怨憤之中，卻不願意以更博大的胸懷，理解歷史。

而她的行文鋒利，往往帶著一股“癡氣”，像是習武之人的“大力金剛”。

她撰文直指當年黃苗子告密，馮亦代臥底，又炮轟梅葆玖“大師”之名，引起軒然大波。

翻譯家藍英年說：“文革期間她被投入監獄……我沒有過她那樣的經歷，但對她的經歷我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我有‘反右’挨批判和‘文革’蹲牛棚的經歷。我的經歷乘上幾倍便是她的經歷。”

痛是她自己的，別人即使理解，也未必能感同身受。

她開列了10個女囚名單，打算以她們為原型，寫10個故事，也就是10個中篇小說。至今她們可能活著，也可能自殺或老死。所以，“我只能寫成小說。”

“《楊氏女》寫通姦殺人，再下一本書叫《鄒氏女》，再下一本書叫《吳氏女》，都是通姦殺人，我最後會講一個中國關於性問題，我會很好地講，因為我一直在落淚，我在監獄裏面和她們生活了10年。我覺得中國的性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她說，自己從不考慮書是否查禁、是否暢銷。把4本小說寫完之後，會重返民國，首先是寫民國的伶人，會寫戲班、男旦，之後重返散文。

對她而言，寫作已經是最大的欲望。除此之外，人活著的最大的樂趣就是，“有事可做，有飯可吃，還有幾個朋友。事，有意義又有興趣的事。飯，是好吃的家常飯。友，是過心的朋友。”

關於生死，她說得乾脆俐落，輕描淡寫：“死亡是生命的最後形式，等我把所有該寫的都寫完，我會自覺尋死。沒有墓誌銘。”

名門之後

章詒和說，影響她一生最大的是她的父親章伯鈞。

章伯鈞早年就讀于柏林大學哲學系，對於德文版的《資本論》頗有心得。1923年在德國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回國後參與北伐、南昌起義，1927年底，脫離中國共產黨。1941年參與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改稱中國民主同盟）。

1942年，章詒和生於重慶。

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章伯鈞同沈鈞儒等人轉移至香港，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恢復民盟總部和與中共的合作，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改組為中國農工民主黨，章伯鈞任主席。1957年反右之時，他被劃為中國第一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至今尚未平反。

5歲的章詒和隨父親旅居香港，就讀于培正小學。當時戰局尚未明朗，而香港相對平穩的環境，足使年幼的她免受戰亂之苦。

章伯鈞交遊甚廣，往來皆是名望之士。章詒和自小便得耳濡目染，雖不明就裏，但也印象深刻。

“1948年在香港，馬來的燕窩大王曾送給父親兩大口袋燕窩。回國後我爸忙，我媽也忙，誰都顧不上吃，一直擱在堆放雜物的房間裏。”幾十年後章詒和在《最後的貴族》裏如是寫道。

1948年，國民黨漸落下風。章伯鈞響應中共“五一”號召，從香港到東北解放區，參與籌備新政協。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章伯鈞出席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舉家遷至北京，住在東吉祥胡同 10號——在這裏，章詒和從少不經事，直至捲入大時代洪流，見證了整整一代知識份子的命運與沉浮。

章伯鈞算是建國功臣，回國後受到重任，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交通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農工民主黨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報》社社長。

一家人住在大四合院中，中央配給別克小汽車、警衛、保姆、廚師。進門是闊大的庭院，迎面是楹聯、花壇、魚缸及樹木。八盆臘梅在正房前廊一字排開，枝幹遒桀、縱橫有致，足以入畫——送花者是梅蘭芳。

由於章伯鈞民主黨派人士的身份，“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也得以保留：早餐必定是牛奶麵包黃油，西餐亦是家常便飯，下午一道西式紅茶配甜點。

章伯鈞夫婦為人慷慨大度，酷愛文雅之事。章伯鈞生平大量收集字畫古玩，閒時或翻閱古籍，或看原版黑格爾。到1966年，他所藏字畫達七千件，古籍20萬卷，另有非常豐富的近代史資料和外文書。足夠開個陳列館了。

除了詩書文墨，章伯鈞還愛花。幾十年後，章詒和在文章裏寫：“父親喜花草樹木，庭院裏養的花木數也數不清，說四季有花香，是一點不為過的。在北方，植物的越冬是個大問題。為此，父親在西跨院修了個花房，把嬌嫩的花木集中到這裏。”

章伯鈞夫人李健生寫得一手漂亮書法，周恩來有所耳聞，曾點名她參與人民英雄紀念碑的題字設計。章伯鈞時常在家開會待客，史良、沈鈞儒、儲安平、羅隆基、胡愈之、周新民、吳晗、閔剛侯、許廣平以及柳亞子、齊白石、梅蘭芳、馬連良等人均是座上客。

章伯鈞夫婦並非奢侈之人，但注重待客之道。每次招待貴客，用餐配以清代官窯瓷器，茶點精細，而章詒和照例是不能上席的。她只能躲在玻璃隔扇後面偷看偷聽。在這個屏障背後，她看到了史良的風情之美，儲安平俊秀的側面，羅隆基的風度翩翩，這些知識份子或優雅高貴，或狷介風流，穿透玻璃隔扇的縫隙，投射在她的心牆之上。

當時章伯鈞夫婦的收入不低，但為人大方，時常接濟朋友親戚，而自身所用節儉，生平最大花銷，無非兩樣：收藏字畫古玩，以及招待朋友同僚。

一次待客之後，隔日史良派人送來兩打簇新毛巾——她在章家做客時，看見衛生間裏的毛巾已經形如帶魚，遂送來新的，敦促更換——“一條毛巾頂多只能用兩周，不能用到發硬”。

北大教授孔慶東曾對章詒和所憶敘的生活方式大加抨擊：“……我們家毛巾是工廠發的，是社會主義給的福利品，一年發兩條毛巾，我爸發兩條，我媽發兩條。而她說毛巾要天天換，不然過的不是人的生活，床單是每天一換，洗的很白。書裏邊讚美很多東西，都是不自覺流露出來，在我看來都是有問題的。”

山雨襲來

1957年，反右開始。

這一年章詒和15歲，在北師大附屬女中念初三。讀過不少詩書，見過不少名士，對於人情冷暖、時局善惡也開始略有感觸。

章伯鈞自建國後一直擔任《光明日報》社社長。起初滿胸抱負，冀望將《光明日報》辦成民主黨派監督性質的報紙，後因政局所致，無法大施拳腳，日漸疏懶下來。

整風運動和“鳴放”開始後，章伯鈞一潭死水又被吹起，拉來九三學社的儲安平，齊力對《光明日報》進行整版改革，發表了一系列轟動效應的社論，甚至與《人民日報》唱對臺戲。此時時局已悄然轉變，由整風變為反右，儲安平迎面撞槍，發表了一篇重磅文章《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此文一出，舉國譁然。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刊出了《這是為什麼？》社論，毛澤東發出了反擊右派進攻的號令。章伯鈞、儲安平、羅隆基應聲落馬，成為當時的頭號大右派。

章伯鈞夫婦被撤職，行政降級，保留了四合院、小轎車、司機、警衛、廚師、勤雜、秘書，一家人生活尚無憂慮。

但人情冷暖已盡然顯現。樹倒猢猻散，昔日高朋滿座，此時早已避而不見。

章伯鈞無事可做，內心苦悶，終於一天突發奇想，立意要章詒和學習文墨書畫。正是這一決定，使得章詒和結識了真正的前朝遺貴，張伯駒夫婦。章詒和師從張伯駒夫人潘素，學習國畫。章家與張家至此結為淡如水而又濃于血的君子之交。

張伯駒閑雲野鶴式的名士做派，潘素面慈心善的待人接物，成為章詒和一生最美好的回憶之一。

而不久之後，康有為之女康同璧，不避時局，主動結識章伯鈞，也使得康章兩家結成長達數十年的善緣。

章詒和原本立志於考入北大歷史系，由於出身問題，只能考中國戲曲研究院戲曲文學系，因為在日記中寫“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遭人發現，得罪了江青，1963年分配到四川省川劇團藝術室工作。

文革開始後，昔日的右派遭到批鬥、抄家。章伯鈞一家被抄得只剩下腳底的地板和頭頂上的天花板。之後，紅衛兵仍頻繁上門。

“……我家經過無數次的抄家，只剩下板床，木凳，棉被之類……看見我們的手腕上還有表。於是，把表‘洗’了。其中包括父親送給母親的‘摩凡陀’、送給姐姐的‘勞力士’以及他自己戴的‘歐米茄’。他們走後，母親發現晚飯後放在桌上的一塊冰糖，也被紅衛兵‘洗’了……”

為了保護女兒，章伯鈞夫婦決定委託康同璧收留章詒和。康同璧及女兒羅儀鳳欣然應允。

在康家，章詒和見識到真正的貴族生活和貴族品格，以及在大時代之下，這一群人的抵抗、堅守和掙扎。

這些記憶在章詒和的心中一生不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