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衛國家”與“更夫國家” (6)

夏明

過去幾年，每當我把上面的故事講給親朋好友聽時，一般有三種反應：第一，為什麼這樣的爛事全都被你碰到？我從來不會遇到如此麻煩。我到哪兒去都是一路綠燈。沒安排好，我就不去。第二，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哪兒都是這樣的。我們都習慣了，所以也不覺得奇怪，甚至感覺不到了。第三，你真是吃飽了沒事幹，天真得很，還去自找麻煩。你還算幸運了。遇到更不講理的，你麻煩還會更大。這三種反映來自三類不同的人：有特權的、麻木的和怕事的。我能理解所有的三種心態。記得2005年我被邀請到杭州參加《2005員警與科學國際講壇：情報資訊主導警務》，就有關中國黑社會問題作報告。我們坐的車都有警車開道，進出大門都有武警開門、敬禮。由於這次會議的緣故，武漢市公安局的一位局長邀請我到他的局裡給幹警作報告，同時給我在武漢調研黑社會犯罪和打黑工作提供方便。市局給我配備了一輛黑色的奧迪，車牌是“鄂0-A0096”，還有一位外事處辦公室主任和一位接待科副科長隨行陪同。這輛車既可以穿紅燈，又可以逆向行駛，還可以開到東湖景區的楚雲台下、離騷碑前；甚至在車未到時就有東湖景區警署的政委在辦公樓前等候。設想，如果我坐上深圳市委派來的車接我到組織部辦公室去開會，我就不會遇到刁難，門衛甚至會給我立正敬禮。

在中國這些生存的藝術我還是明白的。但我還是有這個疑惑：為什麼中國社會運作的邏輯現在依然如魯迅所言：“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席的廚房。”魯迅還指出，中國也只有兩種人：“主子”和“奴才”：“我們自己是早已佈置妥貼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淩虐，但也可以淩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魯迅全集》，第一卷，《墳：燈下漫筆》，第195-200頁，唐山出版社1989年版）。我想探出的究竟答案無非是，有特權的人當然樂於做主子，小人物也安于做“奴才”，因為就像任何一個守門的，他（或她）都有機會“淩虐別人”。一道道關卡、一道道門就必然成了中國人從“奴才”搖身變為“主子”的戲臺，也成了中國人層層盤剝掠奪陌生人的機關。當整個國家都以這樣的邏輯運行時，這個國家也就成了“門衛國家”或者“守門人國家”。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紐約大學教授弗裡德里克∙庫珀（Frederick Cooper）在研究後殖民時期的非洲專制政權時，提出了“守門人國家”（the gatekeeper state）的概念（見他的Africa since 1940）。許多的新興國家在獨立後儘管取代了殖民主義國家，其實依然只是控制著幾個關鍵的“門”來攫取資源、分配機會和維護權貴階層的蔭護關係。例如，控制本國與國際商業交往的海關，本國貨幣與國際貨幣兌換的外匯管制，進入官僚體系的人事部門，審批准入各個行業的監管機構，等等。“守門人國家”通常並不能真正控制社會的末端，但它可以控制官僚體系和地方政府，在官僚主義、腐敗分贓和裙帶關係彌漫的情況下，國家極易墮落為掠奪性國家或“竊賊國家”。蒙博托之下的薩伊就是一個經典案例。同時，“守門人國家”把控制人才、資源和資訊的各個“門”的重要性抬得如此之高，政治鬥爭經常又集中表現為“門戶”爭奪或者是想方設法繞過各種“門檻”。所以，在這樣的國家裡，有特權的“走後門”，有資源的收買門房，不守法有本事的“翻牆”，遵紀守法的良民往往會碰到“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窘境。

與非洲的後殖民國家相比，中國可以說是一個“看門人國家”，但它對社會內部的控制力要遠遠強於非洲國家。尤其對聯繫各個地區、部門、單位、行業、社區和公民的“關節點”，中國的國家更具有超強的控制力。中國國家的特徵是有特定的歷史背景的：一方面受到革命時期建立“革命國家”的傳統影響，另一方面又受到改革開放時期建立的“發展型國家”的影響。中國的“革命國家”面臨的首要任務是“拒敵於國門之外”：這裡的敵人包括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它的主要特徵是“閉關鎖國”和“自我封閉”。到了鄧小平時期，國家面臨的首要挑戰是經濟落後和民窮國弱。鄧小平提出了“發展是硬道理”，經過“摸著石頭過河”、“白貓、黑貓”和“三個有利於”的各階段，中國建成了“發展型國家”。它的主要特徵是“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從1979年查封“民主牆”到1989年拉薩戒嚴和天安門開槍鎮壓，再到1999年鎮壓“法輪gong”，在鄧、江時期中國基本處於“專制發展型國家”階段。隨著中國經濟的起飛、全球化程度的深化和民眾權利意識的提升，中國國家的內在邏輯和外在職能應當逐漸向“民主發展型國家”進化。

-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