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皮書下掙扎的香港

項小凱

獨立專欄作者

6月10日，中國國務院發佈關於香港「一國兩制」的白皮書，在國內外引起強烈的輿論震動。這篇文書洋洋灑灑兩萬多言，但其核心內容，恐怕可以用其中一句來表述：「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

儘管白皮書將「一國兩制」，稱為「科學構想」，但從歷史源流考察，在當時看起來，這種制度框架更像是一種權宜之計。在上個世紀90年代，經過「八九」之後，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外交關係極度惡化。中國的執政者，一方面繼續嚴厲壓制社會的潛在反抗，一方面急於尋求促進經濟發展的出路。 1997年香港的主權切換，為中國的經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發展契機。

中國近幾十年以來，經濟獲得高速增長，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是中國成功地吸聚了來自全球的巨額投資。根據統計數字，從1997年到2012年，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FDI）的平均淨額值，高達GDP的3.7%。而這一數字，是同為發展中大國的印度的3倍左右。

香港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無可替代的角色。在上述的16年期間，按照所公佈的實際利用資金的來源地統計，來自香港的實際利用資金，占總額的比率均值為42%，遠高於處於第二位的日本的7%。也就是說，僅來自香港的實際資金，就占到全部實際資金的將近半壁江山。

2012年香港的GDP，大約為2600億美元，而同年的對中國的實際資金投資，就多達650億美元。從規模來看，這些資金不可能完全來自於香港本土，因而是世界各國甚至包含中國本土的資金匯流。所以長期以來，香港實際上扮演著世界資本的「集線器」角色，彙集龐大的全球資金，並將之源源不斷地注入到中國，推動其經濟的快速增長。

由此不難看出，「一國兩制」的構想，正是在這樣一種初始背景下所形成。其真正的意圖，並不是打算在一個國家，允許運行兩種不同的制度，而主要是把香港作為一個特殊的「治外之地」隔離起來，在儘量不干涉香港內部事務的同時，充分發揮香港這種「投資集線器」的角色，以解決中國當時投資緊缺的燃眉之急。

同時，中國的執政者，顯然有意將「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作為一種陳列展示，以向海峽對岸的臺灣示範。而這種示範效應的存在，也進一步特殊化了香港的存在意義。

然而，隨著中國經濟增長以及產業結構的變化，香港與大陸的經濟關係，也在以微妙的形式此消彼長。來自香港的實際資金投資所占總額的比率，曾一度在2005年下降至30%，之後又逐漸走高，到2012年已高達近60%。這一不同尋常的變化走勢，與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升級恰好同期，而這種時間重合亦絕非偶然。在大陸經濟泡沫化的同時，香港因自身的「投資集線器」的角色，進一步強化了與大陸的經濟捆綁；而由這種泡沫經濟所衍生的金融服務等產業，也進一步沖蝕香港本土的製造業與其他服務業。其結果，是香港的其他產業的空洞化，以及產業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

而在香港經濟越來越依賴於大陸的同時，北京的執政者，也在逐漸改變對這種「一國兩制」的看法。保留香港的經濟集線器身份，而將自由文化與法治秩序的影響拒之門外，這恐怕是「一國兩制」的初衷，但現實的情況，卻遠不是如此簡單。例如，一年一度的「六四」遊行與維園晚會，成為天然的反專制動員大會。在此期間，儘管政治高壓下的大陸通常表現得波瀾不驚，但冰面下的意識潛流，顯然與香港的呼聲發生共鳴。而被大陸打壓排斥的政治反對人士，也多有將香港作為一時或長期的棲身之地。因此，在北京眼裡，香港恐怕越來越成為一個帶來種種麻煩的地方。

而更為重要的因素，是2012年以來，中國執政思想與施政方針的明顯變化。「韜光養晦」的「和諧」路線，已被當局拋棄；而「大國崛起」的「中國夢」，正成為路線旗幟。伴隨著強化內政與對外擴張的種種舉措，面對美日歐等國際民主陣營的對抗意識，也陡然加強。在這種背景之下，香港這樣的包含自由化民主化訴求的曾經的「治外之地」，顯然會在某種程度上，被推向宏觀對抗的焦點。

十幾年以來，由於香港在經濟與政治方面的特殊身份，享受了較為自由的「紅利」時期。但由於上述的中國自身的各種變化，香港的這種「紅利」因素，顯然正在消失。若站在北京當局的立場，將香港「中國化」，恐怕是必然的可取之策。而對於當下很多香港人而言，卻很可能還沒有完全看清，這一形勢的嚴峻程度。

作為長期享有自由的香港人，自然不會束手接受「被中國化」的命運。而且，與新極權治下的大陸相比，無論是微觀到個人的思想結構，還是宏觀至社會的心理意識，香港都與大陸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種差異，勢必會為雙方的博弈，帶來意想不到的不適感與多變性。但無論怎樣，時局與形勢，已經大致決定了這場博弈的走向。而在奢言勝敗之前，香港人恐怕首先需要捫心自問，將準備以何種方式與代價，加入到這場博弈當中。

來源：東網 (博訊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