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衛國家”與“更夫國家” (7)

夏明

關於國家內在邏輯和外在職能的“理想模式”莫過於 “更夫國家”（或者又叫“守夜人國家”）的概念了。人們通常把它歸於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一書中所創。其實，“守夜人國家”最早是由德國的社會主義活動家斐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於1862年在柏林的一次演講中使用的。作為左翼的社會主義者，他的本意是要抨擊“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國家”無所作為，結果自由主義很樂意地採納了這個概念，並用來界定國家的理想職能。既然亞當∙斯密被奉為現代自由資本主義的鼻祖，許多作者將這一概念與《國富論》論述的國家職能聯繫在一起。從《國富論》的第五卷我們可以看到，斯密為國家界定了三項基本職能：建立軍隊維持國防安全、建立司法體系維護國內秩序和公正、提供私人無法或不願提供的公共工程和服務（例如，教育和商業基礎施捨等）。除此之外，任何國家新職能的擴張都必須受到“自由主義剃刀”的檢審。如卡爾∙波普爾所說：“國家是一種必要的罪惡：如無必要，它的權力不應增加。可以把這原則稱為‘自由主義剃刀’。（類似於奧卡姆剃刀，即那條著名的原則：如無必要，實體或本質不應增加。）”（見：《猜想與反駁》，上海譯文1986年版，第499頁）在自由主義的思維裡，國家具有保護gong能，管制gong能，服務gong能。當國家像一個“更夫”忠於職守巡邏社區時，衛民護財卻不擾亂鄉里，同時能夠尊重各家各戶、各個個體安居樂業。與此相比，“門衛”國家卻是更像一個懶惰卻又貪婪兇狠的看門人，有人就管、卡、勒索甚至淩辱，無人就睡大覺，根本疏於巡邏，遠離民眾，忽略鄉里的生命財產安全。

在上個世紀80年代，也就是波普爾的著作被譯為中文，並風靡學術界的時候，中國的改革已提出了“大社會、小政府”的思路，在海南也開始了實驗。發展的專制主義模式有可能逐漸轉向民主發展型國家。但鄧小平沒有遠見成全這一轉型，也沒有能力來主導這一轉型。他繼續依賴暴力這一粗暴原始的手段來解決中國的政治、社會問題，結果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天安門屠殺。由於暴力高調走到政治前臺，有了暴力的保駕護航，中國的國家逐漸喪失了發展型的特徵，而其掠奪性特徵愈加明顯和強化。

既然暴力直接成為權力合法性的論證方式，權力就更加肆無忌憚、肆意妄行。在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國家權力成為“點金術”，官府職位成為“吸金管”。面對日益市場化和全球化的經濟，權力在每一個人力、物質、資金、資訊進行銜接、流通和交換的關節點上設置層層關卡，壟斷控制各種機會和資源，尤其是市場和行業的准入。官僚們以此顯示權力，收取租金，為自己獲得權力、財富和地位的全方位豐收。權力的尋租加快了國家的腐敗，守門人監守自盜的現像成為頑疾。執政黨和權勢既得利益集團為了 給“門衛國家” 構建出堅實的銅牆鐵壁，不僅收緊了對政治活躍份子和異議人士的控制，要麼把他們開關在鐵門後面（例如，王炳章、劉曉波、劉霞、劉賢斌、馮正虎、陳西、郭泉等），要麼把他們拒於國門之外、剝奪他們的族權、文化認同權和歸家認祖續親情的權利；而且還封鎖資訊自由門，築建防火牆。以至中國的“門衛國家”不僅行為荒謬怪誕，而且心態越發封閉、狂妄自大。從我與中國社會和官府互動的親生經歷而言，儘管過去二十年基本一脈相承，但2004年胡溫執政後中國向“門衛國家”的下滑呈現了加速度發展。

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多年，也遊走了近三十個國家，在生活的細微層面上經常可以感覺到“門衛國家”和“更夫國家”的巨大差異。記得在復旦大學讀書任教時，最煩的是每次進出校門都要出示證件。男同學要訪問女同學，更要簽名登記、抵押證件，而且有規定的時間。好在我讀書時是班上年紀最小的，與班上女同學有兩歲的差異，沒有動力往女生宿舍跑，所以麻煩倒不大。只是我的學哥們經常是帶著對守門老太的怨氣回到寢室。後來我有學生在學生工作部跑腿，加入了復旦巡夜糾察隊，每個隊員拿著電筒專門到樹叢後面、花園角落去捉雙。我的岳父在上海交通大學的一位女博士生在我們家還抱怨，交大的巡夜糾察隊還專門喜歡照進女生宿舍的蚊帳。我至今還記得，無論走到中國的哪一個機構或辦公室，常聽到的訓斥是：“誰叫你進來的？門上有寫讓你進來嗎？”最讓我意外的是，我在無數國家進行過國際航班轉機，只有“改革開放”的中國會把我阻攔住。儘管我手持美國護照，早已跳出中共掌心，在廣州白雲機場也不許我過關換乘下一個國際航班。

-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