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美國，第一個發現是美國的大學沒有校門（我現在的學校恐怕是紐約唯一有校門加門衛的）。另外，只要沒有“訪客止步”的明示，任何公共場所和機構都是對外人開放的，政府機構尤其如此。因為擔心如果沒有給納稅人提供服務，政府財政預算和部門都有可能會被削減，美國的政府和公益辦公室非常歡迎你去麻煩他們辦事。我在華盛頓工作的一年間，我最喜歡的是所有的國立博物館都免費（對外國人也如此！）。到日本參觀京都的皇宮，天皇禦所管理局為你提供精美的導遊圖，在休息室提供空調間和免費茶水，高水準的翻譯導遊陪同參觀一小時，所有這一切都免費。我琢磨其中的道理，原來是政府讓利於民，不與民爭利。如果遊客都喜歡到日本，來得越多，儘管政府的景點不收費，但給商家創造了更多的商機，讓百姓可以有錢可賺。這就不奇怪了：我全家在奧地利自駕遊，沒有碰到過一個員警來找麻煩，沒交過一次罰款，沒有在國家經營的景點買過門票，但旅遊業卻給奧地利帶來了近50%的國民生產總值。

繁瑣、蠻狠、低效率、尋租和腐敗以及由此製造的屈辱和尊嚴的喪失是“門衛國家”的共同特徵。當一個國家把最簡單的事情可以搞得複雜起來，把日常生活的正常運作控制在行政官僚體系和規章之下，這樣的國家每一時刻、每一地點、在每一樁小事上都製造出“交易成本”，它是不可能成為“競爭型國家”的。在全球化使得國家創造和維持競爭優勢的“誤差幅度”（margin of error）越來越小的情況下，“門衛國家”必然會喪失創新力和競爭力。前蘇聯從一個超級大國走向崩潰就是一個例證。對於一個民族來說，這樣的命運也許難以避免，所以我們看到非洲的幾十個國家在半個多世紀的歲月裡就在裡面打滾。但對我個人選擇來講，我可以儘量做到少與“門衛國家”糾纏，多居“更夫國家”休閒。

由於殘存的文化認同，我過去極力動員和說服我的女兒與我一道去中國旅遊。對於出身在費城郊區的她來說，美國就是她的祖國，她沒有任何動力想去一個遠方陌生的國度。為此我給她把中國說的如何的好、如何的美。她反問我：“如果中國這麼好，你為什麼還要離開她？”我只好說：“中國真的很好、很美，只是少點自由，所以我離開了。”她又問：“什麼是自由？”面對五、六歲女兒天真的眼神，我只好告訴她，以後給她解釋什麼是自由。

過了幾年，我們又回到上海，然後又離開回美國。在出浦東國際機場時，安檢搜查了我女兒的背包，查出一把小剪子，並當場沒收。熱愛美術的女兒當然不願意她心愛的藝術剪子被沒收，一下子大哭起來。我向安檢解釋，這是兒童用的塑膠剪子，不含金屬，而且也沒有刀刃，是否可以例外。安檢說，“所有刀具都不許帶上飛機，這是刀具，一定要搜繳。”看著幾位安檢警惕性極高、而且毫無通融的樣子，我只好給女兒做工作：“這其實也是為我們好。你知道本∙拉登組織劫持飛機，炸了我們紐約的世界貿易大廈，所以飛機要有安全保障。”我女兒並未被說服，她反問一句：“如果不許帶上飛機，我怎麼又可以把它從紐約帶到上海呢？”我頓時無言，只好對她說：“記得你以前問過我，為什麼我說中國好，但又離開了中國。我說，因為中國少點自由。你問我什麼是自由？我現在告訴你，這就是自由。你可以把藝術小手工剪子從美國帶到中國，但你沒法從中國帶回美國，就是因為中國少點自由。”我女兒馬上說道：“我不喜歡中國！我再也不來中國了！”真的，從此以後，我們父女倆再也沒有回過中國了。

不知何故，在行文結束時我想起了紅色革命教育殘留在記憶裡的葉挺的《囚歌》：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

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

爬出來吧，給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軀怎能從狗洞子裡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

將我連這活棺材一齊燒掉，

我應該在烈火與熱血中得到永生！

2013年1月9日星期三於紐約

——原載《縱覽中國》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