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看法：“主權”和“治權”合一

第一權是主權。今年是鄧小平宣佈收回香港主權決定的30周年，再加上中國人大常委會本月底要發佈香港政治改革的決議，各界人士中瞭解當年香港回歸爭議的人士紛紛出來溫故知新，感慨萬千。1980年代初期，鄧小平政治生涯“三落三起”中的第三次崛起，正值中國黨內軍內國內的大局未定之際，他還來不及仔細考慮香港問題。可是中英之間近一個世紀前簽訂的租讓條約“大限將至”（這是當年香港總督發回倫敦的“年度彙報”原措辭），如何處理香港問題就被匆匆忙忙地擺到案頭。

對於十分棘手的香港主權問題，北京高層也沒有長期考慮後擬定的方案。中共領導層內部當時存在著不同意見，其中有兩派最具代表性。一派是“不動派”，即主張讓香港的地位不要大動，基本持續下去，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過去三十多年裡雖然主權未落實於香港，也並不影響充分利用香港為中國服務。這種狀況維持下去，對中國的經濟外貿繼續有利。另一派則認為香港的地位需要改變了，不能繼續讓英國管理。

爭議紛紛之中，鄧小平一錘定音，決定1997年要收回香港。這就體現於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會面的那場著名談話。根據英方的解密檔，鄧小平講話時，指主權問題不能討論，中國一定會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否則難以向中國人民交代：“如果到時未能收回主權，新中國會跟清朝一樣，現在的領導人就像李鴻章一樣……中國人民不會再信任他們的領導，中國政府就要退出政治舞臺”。鄧說不會立即宣佈收回香港的決定，但最遲一兩年後宣佈。1984年果然宣佈了（《明報》2013年3月24日有關英國解密文件的翻譯）。

而鄧小平只做最重要問題的決定，不管細節，這是他的決策特點。當時鄧小平最關心的是主權問題，那是他認為涉及香港唯一重要的大事。鄧小平那一代人，青少年時目睹了太多的中國主權被屈辱損傷，所以收回主權並不是面子問題，而是大政治，是涉及百年輪回的國運問題。至於香港回歸後如何去管理，香港與大陸關係的細節如何，他並未作很多考慮。在一定程度上，這也不是他那時考慮的優先問題，因為百廢待興的中國還有總體改革開放的更大、更難的問題擺在他的面前，更加迫切。

英國曾試圖以“主權”換“治權”

在“主權”這個最高層次下面的權力是“治權”，即管治權或治理權。同樣是在以上提及的英方解密檔中，部分章節證實了英國政府當年的第二方案：在“主權”問題中方不讓步的最壞情況下，退一步要求中國把香港的治理權仍然保留在英國手中。這種兩權分離的安排，有如大公司的董事會和經理層的雙重架構——中國是掌控香港主權的“董事長”，英國則是負責香港日常運作的“總經理”。

解密檔顯示，1982年9月23日早上，柴契爾夫人與時任總理趙紫陽第二次會面(第一次會面談的是國際議題)，專門討論香港問題。面對柴契爾夫人多次提出的，若香港回歸中國會引起全球來港投資方的信心危機，趙紫陽老實相告：“如果要在兩者間只選擇其一，中國視主權優先於(香港)的繁榮穩定”。柴契爾夫人說，當年割讓香港的條約依國際法仍有效力，若要廢除它，需經英國國會通過法律處理。她於是建議雙方另立協議解決，讓英國保留香港的治理權，以便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她第二天再次解釋：主權和治權不同，如果香港改變了治權，會產生信心危機，應該讓英國在1997年後繼續管治香港（譯文出處同上）。

英方的“二權分立”提議在當時的背景下也不是完全離譜，它所依據的歷史事實是：香港在英國150年的管治下發展得很好，人均收入趕上了英國。香港1949年以後，還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資本主義世界貿易交流的有效視窗。繼續讓英國按照過往的方式來治理主權回歸中國後的香港，也能夠得到香港本地精英階層絕大部分的認同。

從英方解密的檔中，我們看不出中國領導人對“以治權換主權”有任何積極的回應。更值得注意的是，字裡行間表明，中方並沒有把主權和治權看成是可以分離的，這種安排似乎很難被中國領導人理解。此後的事態發展我們都知道，北京的最終決定是把香港的主權連同治權一併從英方收回，一刀兩斷。

我多年裡老是記得當年讀到的一個生動例子，香港殖民政府後期最高位的華人官員鄧蓮如（她是英國女王封的“男爵”，是第一位取得英國終身貴族身份的華人），為了香港回歸問題參加一個訪問團到了北京，被鄧小平接見。鄧女士欲充分利用這個寶貴機會，向鄧小平反映，很大一部分香港居民對中國治理香港擔心害怕，是因為中國本身還缺少法治和民主。如果中國大陸多朝民主法治方向快步改革，就能大大增強香港對中國管治的信心。鄧小平很不高興地訓斥稱:“請你們到北京來是討論香港問題的，不是讓你們來告訴我怎麼管理中國”。確實，在鄧小平眼裡，能夠告訴他怎麼治理中國的人已經走了；毛澤東之後，還有誰夠資格告訴他如何治理這個問題無數、潛力無窮的泱泱大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