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應該反思(7)

萬里

1991年的時候,有專家給中央寫出蘇聯解體原因的分析報告,說是戈巴契夫的公開性毀掉了蘇共,毀掉了蘇聯。我在這個結論下是劃了大大問號的。照我看,不是公開性搞錯了,而是搞遲了。在許多事情上，我們有一些人總是把經驗當教訓，把教訓當經驗，這不改是絕對不行的。建國60年了，還有多少事情沒有向老百姓說清楚，80年起草《決議》時,許多同志提出了許多疑問,後來都被一句“粗線條”打發過去了。這個原則在今天還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來作為掩蓋真相,推卸歷史責任的擋箭牌,讓我們黨的改革更加艱難。去年,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一些當事人就那個歷史轉折的真相做了一點披露,但還是被設置了許多規矩,以致“活人諱”,“聖人諱”成了一種習慣,難改。

那一年我到廣東視察,就有一些當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證了我以前的一些道聼塗説。這一事件的內幕,我們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報紙上看到。在處理“四人幫“過程中,黨的秘密情報機關起到了特殊作用,難以說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帥要利用自己的親屬與情報機關作溝通打招呼。這一事實被隱瞞了整整32年。誰承擔這種隱瞞的責任?一個執政黨的領導人運用親屬,情報機關,軍隊的力量來解決黨內糾紛,這種“下不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為例了嗎?

周總理在建國之初就告誡過李克農同志,情報機關不要捲入黨內鬥爭,他的告誡防止了我們黨內的那些不規範行為了嗎?60年了,執政黨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說清楚,至少也應該先向幾千萬黨內同志講清楚,在讚揚那些為國家進入新局面做出了特殊貢獻的人的同時,也應該明確地否定他們所使用的手段,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倫理。現在,還沒有聽到這種否定。一個執政黨執政了60年還不注意這一點,要執政能力有什麼用?沒有政治倫理為基礎的執政能力,會變成什麼樣的能力,我想,大家會認真思考這個問題的。

我們黨執政60年了,開始說到了決策科學化,開始說到了權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麼樣?看來不說到政治倫理不行,光說到還不行,還要有辦法,有制度來落實這種倫理。毛主席在沒有建國的時候,就提出了“為人民服務”,這是最高的政治倫理目標,可是怎麼為人民服務,他老人家沒有回答好這個問題。這“服務”不知比“執政為民”要謙卑,要誠懇多少倍,但做得怎麼樣呢?我的結論是,光有“為人民服務”,“執政為民”的宗旨,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這一宗旨也還是要有政治倫理作基礎的。有一個姓康的年輕學者前幾年提出第三種合法性來源,說是一個政黨只要發誓為老百姓服務,就有了執政的合法性,我看,這種看法是不成熟的,對基本事實都沒有搞清楚。

-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