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將引領中國走向何方(2)

劉放

二，

當年第三代“核心”江、朱接班時，人們普遍抱有幻想；後又盼著胡溫新政會出現奇跡，但都落空了。習李新政，許多人再一次由希望而失望。這幾乎已成一種定律，人們再不敢將中國政改的希望寄託在這些接班人身上。這都是可以理解的。

於是“革命”重新被有些人提出（主要是一些激進的異見人士，及國內一些受壓民眾）。這種革命包括暴力革命或“茉莉花”革命。

暴力革命的想法顯然已很不實際。現代社會已進入高科技時代。政府管控已全面進入網路化資訊化。陳勝吳廣式的揭竿而起，或井岡山式的武裝鬥爭已經成為歷史。如今監控鏡頭遍佈城市每個角落，衛星定位能鎖定跟蹤某個大街上的行人。冷兵器時代邊關戰事也許幾個月才傳到京都，而現代特種部隊可以即時趕赴現場實施封鎖。當然還有滲透到最基層的嚴密行政管控。據說海外異見人士楊建利（楊不主張暴力革命），曾接到過國內某受打壓者的電話，要求説明他們搞“暴力革命”。楊問：假如給你一億美金，你能搞到幾條槍，拉到多少人馬？對方就撂下了電話。

現在中國社會問題很多，這是事實。因貧富差距、征地拆遷、官員枉法、司法不公、醫患矛盾、有毒食品、環境污染等引發的衝突和群體事件也確實不少。但這些大都屬於某種利益訴求。除了個別異見人士，很少看到他們有自由民主政治訴求。

客觀的說，經過幾十年經濟發展，中國大部分人的生活水準都有了較大的提高。市場物質也相當豐富（這並非某黨的功勞，恰恰是因為他們鬆開了民眾的綁縛）。絕大多數民眾都會安於溫飽，希望過和平安寧的日子。都不想再折騰。城市中無處不在的“大媽街舞”就足以說明問題。坦率地說，中國人不是血性剛強好勇鬥狠的民族。在歷史上，只有到了食不果腹、民不聊生的境地才會造反鬧事，改朝換代。鑒於同樣的原因，“茉莉花”當前也很難在中國發生。中東國家的管控水準、程度與中國無法相比（這是共產黨的強項）。就是與89天安門事件也不能相比。如今人心不同，道德不同了，生活水準也已不同了。同時，那場運動根本沒有改變政權的訴求，本不該有風險；參加者也根本沒有料到真的會開槍。否則情況可能就又不同了。《共識網》老總周志興談到，他曾訪問過國內好幾個在思想上同情支持“茉莉花”的公知學者，但他們都表示不會直接參與街頭政治。中國傳統文人士大夫矜持清高，“君子不党”。

因此，現階段看不到通過革命實現政治轉型的可能性（出現經濟崩毀等重大災難另當別論）。歷史上，蘇聯、東歐共產國家實現轉型無一例外都是靠執政黨自己去改變。革命或外力都無濟於事。中國也不會例外。“自古華山一條路”，這是宿命。

實事求是說，以中國現在的現實，比如整體的道德墮落；水火難容的意識形態分歧；嚴重撕裂的族群狀況，等等，通過“茉莉花”或什麼手段一夜之間、一步到位轉型實現民主，未必就是國家之福，民族之幸。重症下猛藥乃大忌。中東轉型期的災難過程，中國沒有理由能倖免。如今的中國，已承受不起這種折騰。

習近平多次談到“不能犯顛覆性錯誤”，指的應該就是這些。如果可能，中國應該走循序漸進式的轉型道路。而前提條件是必須藉威權政治，自上而下慢慢推進改革（臺灣蔣經國的改革就是成功範例）。這需要時間，更需要安定的環境。善意的理解，習對自由派的壓制，就是平衡左右，減少干擾，目的是希望有個安定的環境實施改革。

現代人不相信救世主，都知道不能將希望寄託在某個人身上。但在歷史的重要轉折關頭，往往是某個關鍵人物扭轉乾坤，改變了歷史。從這個角度說，歷史是英雄譜寫的。在集權政治下，尤其如此。如果沒有戈巴契夫、蔣經國、華國鋒、鄧小平，世界就不是現在的世界。中國歷史的“三千年大變局”，也到了勢在必行的轉折關口。而習近平具備了改變歷史的所有條件。所以不管人們願意與否，整個世界眼睛都瞪著習近平。就是對他已經失望的人，心下裡仍然有所企盼。

原因很簡單：別無它途。

-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