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景嶺的教育事業能蓬勃發展，功勞當然首推台灣的救總，自港府福利局手中接管了兒童學校後，逐步將其發展成為一所現代化的調景嶺小學及調景嶺中學，除免費供應營內各中、小學課本，並向全營各中、小學發放奬助學金及清貧書簿費等。在學校內加建一座四層高的宿舍大樓，造就更多清貧子弟的就學機會；成立「調景嶺教師福利會」，固定在每年的教師節，舉行營內各中、小學教師聯歡聚餐；定期舉辦座談會以交流教學心得；組團回台參加教師暑期研習進修班…等。

1950年至1970年這二十年間，香港的教育制度還不盡完善，由於當時經濟條件的限制，免費教育的措施尚未實施，所以全港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學校均為私立學校，各校的教學水平與設施參差不齊，收費也沒有統一標準，所以各校學生的素質及學業表現的差異甚大。由於學費高昂，一般人能讀至高中畢業，已算是很高的學歷了，而當時唯一的香港大學更不是一般家庭的子弟所能奢望就讀的。香港大學這個名詞，想當然是所有高中畢業生的夢想，因它是貴族中的貴族學校，也是將來踏入社會工作的保證，除非經濟條件許可，否則就算是考上了，也未必能讀的起。

為了解決同學們在高中畢業後，能繼續升讀大學的願望，於是救總向台灣教育部申請專案，凡調景嶺營內各中學的高中應屆畢業生，名列前二名的同學、學業成績平均達75分以上、操行成績甲等者，均獲教育部及救總豁免參加升學試，保送回台灣升讀大學，而其餘同學即可參加台灣教育部在香港舉辦的「台灣各大專院校聯合招生考試」。後來又為調景嶺回台讀大學的學生們，成功向教育部爭取到一些優惠，如果就讀國立的大學，可免繳學費及住宿費，同學們每學期祇須繳交書簿費及實驗費等而已；並為調景嶺清貧子弟發放助學金，由調景嶺赴台升讀大學的同學們，若學業成績平均分數在七十五分以上，操行獲得甲等，便可獲救總發放每學期新台幣1,500元的奬學金，以茲鼓勵。

此外，救總為了照顧這批回台升學的難胞子弟，除了為他們爭取到免繳學費及宿舍費，並設有奬、助學金外，更為初次赴台升學的同學發放港幣200元的交通費與赴台灣的船票一張，又派人在基隆港碼頭迎接新生，抵台後每人再發放新台幣500元為旅費。這種無微不至的照顧，令受惠的學生及其家庭畢生難忘。

二、醫療

(醫務所―靈實肺病療養院―靈實醫院)

為了近萬難胞的健康問題，有心人士楊寶山醫師自1950年6月26日踏足調景嶺後，便於同年7月3日成立了「調景嶺營醫務所」，由他本人負責診治，醫務所內的藥品則由教會捐贈，但僅能應付一些簡單的病症，港英政府當局有鑒於斯，也馬上於7月6日特派黎柱樑醫師到營會診並主持所務，從此以後藥品就由他按實際之需要，報請港府按期發放，黎醫師不但醫術精湛，更是和藹可親，居民身受其惠而獲得健康復者為數不少。除了黎柱樑及楊寶山二位醫師外，另有潘啟智、王真民、鮑長源、范萍、吳相林與汪保羅等六位難胞，自願分組司藥、看護及助理等工作，一所簡單的醫務所就這樣開始運作下去。

除了這所簡單的醫務所外，天主堂內亦設有簡單的醫療設備及藥物，居民可就近前往天主堂求診，教堂內的修士和修女也都會每天走訪營區，探訪或照顧病患，營內居民對他們的愛心莫不稱讚。

由於調景嶺在地理上與外隔絕，因此對一些懷孕或將臨盆的婦女是非常不方便和危險的，於是基督教錫安堂主持人戴教士便在教會山旁，搭蓋了幾間木屋作為產房，並由難胞中有接生經驗之蕭媽媽擔任助產士，專門負責為營內的孕婦接生。

挪威籍的司務道修女（SisterAnnieSkouBerntsen），中學畢業後進入護士學校受訓，於1932年正式任職護士，未幾自覺受到神召，打算前往中國傳播福音，於是便到英國倫敦內地的宣道會教士學校，接受了一年的訓練後再返挪威;于1938年，到中國陝西、陝南等地進行傳教及醫療服務等工作。中共統治大陸後，因傳教工作受到限制，故於1951年忍痛離開中國，返回挪威。1953年司教士再度東來，抵達香港，數日後即住進調景嶺。她眼見營內難民生活在貧困、饑餓、疾病與痛苦之中，便於3月26日重新創設一所醫務所，因為原有的醫務所已被港英政府於1953年1月，因停止救濟而關閉了，新的醫務所只用瀝青紙作屋頂的木屋，手術室也是非常簡陋，而司教士自己就住在病房內。當時有一位醫療傳教士海富醫生，會每週定期兩次到醫務所為病人診病，而一般的小毛病或慢性疾病，或是有需要在醫務所留醫過夜的病患，也就由司務道修女親自護理。

-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