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甚麼沒有脊樑？(1)

戴建業

華中師範大學教授

清初顧炎武曾經沉痛地說過：亡國必先亡士。古代的“士”相當於現代的“知識份子”，知識份子不僅代表國家的智力水準，也代表國家的精神高度。我們之所以不敢小瞧英國，是因為它產生了許多莎士比亞、牛頓這樣的文學科學巨匠，它擁有一批牛津、劍橋這樣的頂尖學府，它培養了許多卓然挺立傲然不群的傑出人士。我們之所以歌頌盛唐，是因為它產生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的李白，產生了“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杜甫，產生了“若世無孔子，不當入弟子之列”的韓愈，產生了敢寫《賣炭翁》的白居易。回顧前輩，如在天際;反觀自身，不勝噓唏。前不久“倪萍們”的“共和國脊樑獎”，已經成為世界級的笑話，用錢去買“共和國脊樑獎”，恰恰證明自己早已沒有脊樑!

倪萍們“共和國脊樑獎”暴光後，我連續寫了三篇《倪萍印象》(之一、二、三)，批評倪萍後接著又反躬自問：“我”有脊樑嗎?“我們”有脊樑嗎?誰敢說自己比倪萍更有道德優越感?如今，知識份子已經從人們尊敬的物件變成了人們嘲諷的靶子，“專家”已被大家譏諷為“磚家”，“教授”更被人們罵為“叫獸”。要是能看到大學裡評職稱時，讀書人的卑微態度;要是瞭解每年評獎時，教授們到處求人的樣子;要是得知為了爭取到重大課題，很多斯文教授到處行賄的醜態;要是清楚教授和專家的許多論文，常常只是在為長官意志進行論證和辯護，我想社會大眾更要向專家們臉上吐口水，更要朝教授們頭上撒尿。包括我本人在內的很多“教授”“專家”，真的不值得社會大眾尊敬，甚至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

不過，中國知識份子絕非從來如此。很多知識份子在一九四九以前都有款、有形、有血、有肉、有棱、有角，為人風骨凜然，說話擲地有聲。想想劉文典面對蔣介石的傲氣，想想張奚若在國民參政會上詈罵蔣介石獨裁的剛烈，想想章太炎、黃侃師弟的狂傲，想想傅斯年罵倒孔祥熙和宋子文兩任行政院長的勇敢，比起當年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還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民國范兒”真讓讀書人氣暢神旺!可是，絕大部分人一九四九年後，突然好像全都一夜抽去了脊樑，郭沫若先生的醜惡表演就不用說了，連潘光旦先生這樣的硬漢也低下了高貴的頭，連馮友蘭先生這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也對儒家創始人孔子破口大駡。

1951年全國“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其實就是讓所有讀書人自己當眾打自己的耳光，自己當眾吃下自己拉的屎喝自己撒的尿。潘光旦先生接二連三地寫了十二次檢討，還在報紙上發表了上萬字的長篇自我批判文章——《為什麼仇美仇不起來》，把自己的父母、師長、同學、教育和科研逐一否定，完全是在當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想當年，潘光旦是民國時期的獨腿硬漢，歷任清華和西南聯大教務長，從來不向權貴低頭，從來不向命運服軟，可是1949年後徹底否定自己，不斷自輕自賤，不斷自打嘴巴，那一幅卑微、順從的模樣讓人不敢相信這就是昔日的潘光旦。潘光旦先生還只是求自己蒙混過關，更有不少人甘當當局的“密探”，不少人出賣自己的師長，很多人以為虎作倀為榮，這六七十年整個知識界真是斯文掃地，滿地雞毛!比起那些賣友求榮、賣師求官的小丑，潘光旦先生算是一位求饒但不害人的君子，可是，他當眾掌嘴還是無人領情，一九五七年照樣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照樣被打成“牛鬼蛇神”，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對好友葉篤義介紹了自己的“三S”求生經驗——“Surrender(投降)、Submit(屈從)、Survive(生存)”，最後發現想做屈從的奴隸也沒法活命的時候，他又補上“一個S”——“Succumb(毀滅)”。晚年以“三S”作為自己的生存策略，哪知道“投降”“屈從”還沒有人接受，真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求當奴隸而不可得”，“Survive(生存)”無望，就不得不走向“Succumb(毀滅)”。當奴隸的資格也被剝奪，潘先生死得沒有半點尊嚴。

-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