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甚麼沒有脊樑？(2)

戴建業

華中師範大學教授

是什麼原因讓民國時期的硬漢，變成甘願“Submit(屈從)”以求“Survive(生存)”的熊包?為什麼當年敢當面大罵蔣介石獨裁，四九年以後“樂於”唾面自乾?去把面子看得比生命還重的知識精英，後來卻活得如豬似狗沒有一點“人”樣?

從1951年“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開始一直延續了幾十年的社會運動，第一步是讓所有知識份子覺得自己毫無價值可言，過去學的知識全部是人類垃圾，而且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份子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他們都承認自己既“骯髒”又“無能”，對那個被神化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心悅誠服;第二步就是摧毀知識份子的意志，讓他們都以長官的意志為自己的意志;第三步就是羞辱知識份子的人格，讓他們不斷自我檢討自我批判，自己把自己整得灰頭土臉;第四步是給他們誘以利餌，用官用錢用職稱用課題來籠絡他們，讓他們像狗一樣吃嗟來之食，於是就出現了目前這種“重賞之下必有懦夫”的局面。任何一個人要是自己也覺得自己百無一能——既沒有價值，又沒有意志，更沒有人格，一定會自己極度鄙視自己。像潘光旦先生這樣的硬漢，最後以“投降”、“屈從”為手段，以“生存”為人生目標，在這六七十年中肯定不是一個個案和特例。他們活得非常屈辱，死得也非常窩囊，還談什麼氣度，還談什麼風骨，還談什麼高傲!

讀書人畢竟也是人，誰都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大多數人在面臨死亡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如何活命，想到的是如何保護家人的安全，比起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人格、風骨和尊嚴都不值一提。從公認的“鐵漢”到公開的“投降”，潘光旦完全像換了一個人似的。由此我想到了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由此我想到了教育學中所說的成長環境。在一個極不健全家庭中長大的孩子，他們的人格也會極不健全。養成知識份子錚錚鐵骨需要特殊的外部條件，如果有風骨的人被剝奪了生存權利，如果說真話的人會掉腦袋，誰還有什麼風骨?誰還敢說真話?我決沒有嘲笑潘光旦先生的意思，更沒有嘲笑潘光旦先生的資格，如果我處在潘光旦先生同樣的環境中，我肯定比潘光旦先生更早地舉起了白旗。

別提什麼“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警句，別說什麼“寧可站著死，絕不跪著生”的格言，當你自己可能坐牢掉腦袋，當你的家人可能被牽連，這些格言統統都會拋向九霄雲外，除了極少數人可能寧折不彎，大多數人的第一需求就是生存需求，在文化大革命那種殘酷荒唐的歲月，潘光旦先生以“Submit(屈從)”來求“Survive(生存)”，並不奇怪，更不丟人。民國時期之所以那麼多人敢罵蔣介石，是因為多數人罵了蔣介石沒有多大的風險——由於能罵，所以敢罵。

把潘光旦這樣的一條硬漢，活活給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不知道這是國家的勝利，還是我們民族的悲哀。如果一個國家不能容忍一條硬漢，舉世全是阿諛奉承吹牛拍馬的嘍羅，怎麼能宣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呢?

摧毀一條硬漢的人格和尊嚴，可能就摧毀了一個民族的人格和尊嚴，這是極端的無恥和可怕的犯罪!

如果一個國家把所有人的脊樑全都抽掉，如果一個國家裡大部分人都是奴才，如果一個國家所有人只懂得“聽話”，如果一個國家所有人只知道磕頭謝恩，我不明白這叫什麼“盛世”?我更看不出這叫什麼“英明”?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