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非洲黑人在廣州的存在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社會現象。近兩年，媒體和社會輿論對他們也越來越關注，他們為什麼選擇來到這裡，該如何看待身邊這些跋涉萬里的朋友？

廣州黑人為什麼這麼多？

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廣交會和廣州批發經濟開始吸引大批外國人來廣州經商。不過最先吸引來的並不是非洲人，而是阿拉伯人。直到2000年前後，非洲黑人才開始追隨阿拉伯人的步伐來到廣州，並在2003年至2005年形成了一波黑人來廣州經商的高峰。

及至現在，廣州越秀區小北路1.5公里的半徑內，已儼然是黑人的商貿天地。根據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長黃石鼎的調研，僅天秀大廈、秀山樓和國龍大廈3棟商住樓，就聚集了400多名黑人居民。

在廣州居留的黑人分別來自剛果、加納、尼日利亞等不同的非洲國家；由於殖民系統的不一樣，他們又以語言劃分為英語系、法語系和葡語系地區黑人。但是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民族研究中心馬強副教授看來，如果以黑人自身的群體內部認同度對他們作區分，首先應該是​​以宗教劃分，其次是語言，最後才是地域和國籍。黑非洲國家的宗教信仰雖不如阿拉伯國家統一，但伊斯蘭教依然是擁有最多信眾的宗教，其次才是天主教和基督教。

來到廣州經商的黑人大多是從背包客做起——攜著幾萬元來採辦貨物，完了後全塞在兩三個大行李包內——以服裝和運動鞋為主——直接坐客機拎回非洲。生意由小做大，如今在廣州，資產數百萬甚至上千萬的黑人都不在少數。但並不是每個在廣州經商的黑人都會成功，廣州加納商會會長Atta曾在接受《南風窗》記者採訪時說，2009年在廣州經商的黑人，大約只有15%的人能真正成功賺到錢。

隨著時間發展，黑人內部也漸漸開始出現階層分化，根據黃石鼎的研究，廣州黑人現在大致有三類：第一類是貿易商人，他 ​​們到廣州來的時間大多已經比較長，有的已經獲得了中國居留權；第二類可稱為白領階層，以黑人老闆及中東老闆為服務對象，在寫字樓上班或為他們提供中介、保鏢、電話卡銷售等其他服務；第三類則是出賣體力換取報酬的純勞工階層。

生活在底層的第二類，尤其是第三類黑人，他們通常來自非洲的貧窮地區，文化層次相對較低，有的人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這些人大多對中國毫無了解，聽別人隨口介紹幾句，就想盡辦法籌錢過來，結果卻只能在批發市場裡替進貨的非洲商人搬運貨物，過著捉襟見肘的生活。一旦生活有什麼變故，連回國的錢都湊不夠，只能繼續滯留在這裡碰運氣。

日益增加的黑人問題開始考驗廣州

除了合法商人和勞動者之外，也有一部分黑人以非法生意甚至販毒為生。據《廣州日報》的報導，2013年8月13日，廣州警方動用過千警力，包圍廣園西路附近的利華酒店，展開清查行動，過程中繳獲大批疑似冰毒、海洛因等各類毒品、吸食毒品工具、大量毒資以及仿真手槍、鋼珠手槍，抓捕涉嫌販賣毒品的違法犯罪人員168人，其中大部分為非洲裔，多是西非籍人士（尼日利亞、馬里等幾個國家較多）。

2009年，廣州本地的主流媒體開始對黑人群體進行大篇幅的報導。查閱這些報導不難發現，不少文章都在強調非洲裔外籍人口在廣州的總數多，而且增長快，必須重視黑人問題，並且提示目前出現和可能出現的社會問題，如非法滯留、社區內的違法和犯罪行為、黑幫、毒品、艾滋病以及中非人種的混血等問題。

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黑人就是黑人，沒人會關心一個尼日利亞人和剛果人有什麼區別，黑人穆斯林與黑人天主教徒又有什麼差別。大多數人對於黑人的理解基本來自於媒體和網絡的報導，於是個別黑人的問題，便放大成為對整個群體的認知。網絡上開始出現對黑人的“討伐”。

網絡上的激憤情緒開始影響本地居民，這一點從廣州人現在對非洲裔外籍人口的稱呼上也可以看出來。本用於泛指外國人的“鬼佬”，在廣州現在幾乎成了“黑人”獨享的代名詞，更多的人則直接稱呼為“黑鬼”。中山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系副教授李志剛曾調查中國居民對黑人的接受度，結果發現，白領、自由職業者和學生對黑人聚居的排斥度最高，分別為86%、80%和65%。

古代中國造就過全世界最開放的城市

中國人在面對其他種族群體時不總是慌亂敏感的，古代中國在相對開放的朝代裡，曾經幾次造就出全世界最包容的城市，無論胡漢種族，都生活的非常和諧。

第一個傑出代表就是唐代國都長安城。歷史學家武伯倫在《古城集》中寫到：“終唐之世近三百年間，在長安留住的外國人似乎始終相當多。留寓長安的外國人因追求不同的目的而異其居處。寓居長安的外國人不少有自己的房舍，子孫世居，幾可看作當地人。”

歷史學家向達在《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中也統計過：貞觀初(631年)，突厥“降人入長安者乃近萬家。……其數誠可驚人。”787年唐朝政府檢括長安胡客田宅，共有四千家在長安置有田產，“由此推測，在長安的胡人應在五萬人以上，甚至可能超過十萬。”而長安城在唐玄宗天寶年間大約30萬戶，人口超百萬。

不僅人口多，生活在長安的外國人與本國人也享受著同樣的待遇。早在唐朝前期，唐太宗就曾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李唐王朝又曾與鮮卑通婚，所以唐代的對外政策是中國古代最平等、最和諧、最融洽，外來人口在唐朝不受歧視，其風俗習慣也被認同和接受。同時，外國人帶來的新鮮事物和風俗，使長安城的漢人艷羨不已，並紛紛模仿，以至於長安城內胡風盛行，呈現出了空前絕後的文化交流的繁榮。

除了唐代長安城，另一個開放城市是南宋時期的泉州。南宋時期的泉州人口高峰約合130萬，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商港之一。有歷史學家推測，當時生活在泉州的外國人超過十萬，其中包括外國商人、旅行家、傳教士等。

他們或雜處民間，或列居城南。泉州的外來僑民中，有所謂“黑白二種”，他們居住的地方，稱為“蕃人巷”。他們每年用大海舶浮海往來，販運象犀、玳瑁、珠璣、玻璃、瑪瑙、異香、胡椒等物品到中國沿海各港口。

居住在泉州的外國人與泉州人民和睦相處，共同參加城市建設，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南宋嘉定四年(1211)，泉州知州鄒應龍主持修城時，就是利用這些外來的“賈胡簿錄之貲”而得以大修州城。淳熙中(1174-1180)，林湜以功治晉江縣，大造戰艦，本當科民斂財，但林湜愛民心切，於心不忍，想棄官而去，僑居當地的阿拉伯、波斯人聽到後，慷慨解囊，集資造船，船早好而民不知，他們的義舉深得泉州人民的讚賞和感謝。

直至明朝，開始實行海禁政策，儘管民間交往還在，但規模已經大不如前了。幾百年的時間，中國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很少會出現外國人的影子，以至於改革開放之初，不少中國人會把大街上的外國人當成一道風景，這些年交往日增，但內心中始終存在隔膜。

新移民可能是麻煩的製造者，但也是城市的潛力

縱觀世界各國的大城市，都不可能禁絕外來族裔的新移民，雖然他們的存在確實有可能在一定時期內給城市帶來混亂。典型的如法國首都巴黎，因為歷史原因，法國的大城市聚集了大量來自阿爾及利亞的新移民。

在今年世界杯期間，很多在法國的留學生都轉發了這樣一條消息：“各位在法同志們注意。今天晚上最好不要出門。法國時間18點，比利時對阿爾及利亞。根據法蘭西斯坦以往經驗，無論阿爾及利亞輸贏，作為移民第一大國的小阿青年們都會衝上街頭打砸搶燒車來慶祝或者洩憤。所以大家晚上註意安全。”一些城市甚至發布了宵禁通知。

但大城市就得承擔這一切。其實，從倫敦到紐約，從洛杉磯到約翰內斯堡，華人新移民在很多國家也曾是犯罪和走私的代名詞。但是，經過一兩代人的努力和發展，現在很多華人聚居區已經是各自城市裡最具活力的商業區之一。在全球化的今天，人口的頻繁流動是史無前例的，對移民有著新引力也證明這個城市有著無窮的潛力。

廣州曾經是一個極具多樣性的城市，早在一口通商的時代，這里便已是外國人群集之地，後來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上海才逐漸取代廣州作為中國最大通商口岸的地位。在鴉片戰前的一百多年時間裡，廣州算得上是中國最開放的城市。

美國加州大學亞裔美國人研究所訪問學者曹雨在文章裡說：“看廣州的歷史可以看到，如果國家開放，廣州就富庶（1979年改革開放）；如果國家封閉，那麼廣州就衰退（ 1960年香港經濟總量超越廣州）；如果海納百川，那麼廣州就興旺（十三行時期）；如果抵制洋人入城，那麼廣州就落後（葉名琛督粵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