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集權增加了「反右」重演的可能性

寧馨：王康先生，習近平上任以後大大強化了對意識形態和言論的控制，對異見人士的打擊也非常無情，招致了外界一些批評。他這樣做的意圖是什麼？長遠的後果是什麼？

王康：這是非常危險，值得警惕的動向。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時候曾經說「不要爭論」，以避免改革開放遭到否定和失敗。江澤民和胡錦濤作為共產黨的看門人，權貴集團的代理人，基本沿襲鄧的老路，對意識形態實行淡化。胡錦濤還提出要搞「和諧社會」，給中國知識界留下了一定的空間。

習近平上臺後為什麼要強化意識形態，打擊以自由派為主的知識界呢？恐怕不是他本人和中國知識界過不去，這是形勢使然。中共有新的形勢，新的任務，新的目標了。這個目標說到底就是要結束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相對自由的狀態，重新回到毛的時代，把毛的政治遺產統帥鄧的經濟遺產，完成一個前所未有的所謂的偉大使命。在這個偉大使命下，必須鉗制思想，必須思想一律。知識界當然首當其衝。這不是他個人的好惡問題。

這會造成什麼後果？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了，可以推測，中國可能出現新的反右運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理精神污染，甚至新的文革。毛澤東當年說過「過七、八年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聽起來似乎是天方夜譚，但實際上只要回到毛的老路，那麼對知識份子進行整肅就是不可避免的。

陳破空：關於意識形態的控制，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到習近平，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認識，那就是黨機器非常重要。他們知道八千萬黨員非常厲害，只要掌握了黨就掌握了大權。而且党指揮槍，掌握了黨也就掌握了軍權。所以鄧小平雖然改變了毛澤東的政治路線，但沒有改變其組織路線，因為他知道毛的組織路線那一套非常管用。所以鄧一手抓黨權，一手抓軍權，有了這兩手就可以貫徹他的個人意志，為所欲為。

習近平同樣意識到這一點。他深深意識到，在中國的現有情況下，不是去走向人民，而是一定要把黨機器抓在手上，再加上軍權，他才能說了算。這一套思維，其實是陳舊的，他從來就沒有越過體制去思考問題，不去看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另一套運作國家的方式，那就是依靠人民，用民主的方式。

寧馨：高文謙先生，您的看法？

爭奪輿論陣地，維持黨天下

高文謙：加強意識形態控制，凸顯了習近平對共產黨失去輿論陣地、高校陣地、互聯網陣地的焦慮，認為互聯網失控是維持黨天下的「心頭之患」。

這樣禁錮言路，用鉗口術的辦法治國的做法，完全是自欺欺人，後果是很可怕的。連毛鄧都明白這個道理。毛當年說：「讓人講話，天塌不下來」。鄧小平也說：「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人們不敢講話，道路側目以視，正是中國歷史上政治黑暗暴虐的寫照。事實上，報紙越乾淨，社會就越骯髒。新聞越和諧，現實就越醜陋。

現在網上流傳借諷刺北朝鮮，影射習近平的「祖傳三代庸醫」的段子：第一代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第二代是頭疼醫臉，腳疼也醫臉，因為對他們的面子最重要；第三代更邪乎，頭疼堵嘴，腳疼也堵嘴……而且特別申明：「說的是朝鮮當局，禁止聯想中國」。

寧馨：儘管加強了社會控制，嚴厲打擊不同的聲音，習近平的聲望還是很高。你怎麼解釋這一點？他的執政理念和方式中哪些因素迎合了中國民眾的心理？

王康：習近平的民望，主要來自反腐，強勢的執政風格和對外強硬（恐怕不是因為整肅知識界）這些能輕易滿足中國民眾的民粹主義。這種所謂民望是值得分析和批判的。誰都知道，中國沒有真正的民意調查機構，中國的民意往往是集權統治的結果。薄熙來王立軍在重慶唱紅打黑，他們倆雖然雙雙已經在牢，但他們在重慶的民望一直居高不下。可悲的是，因為愚昧，因為思想鉗制，因為資訊的封閉，中國的民意並不反映真理和正義。此外，中共從來不提供公開辯論的空間。如果把獄中的劉曉波、浦志強和許志永放出來，讓他們有公開的場合跟党國政要辯論，他們的民望未必會比習近平低。

高文謙：習近平民意高有兩個原因，一是他大力反腐，贏得了相當聲望。另一個是他非常善於在政治上包裝自己。習上臺後說了很多漂亮話，比如「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把權力關進籠子」、「容得下尖銳批評」、「敢於講逆耳之言」，另外就是吃包子，做親民秀等這些小把戲。

但現在習的蜜月期已過，聲望開始跌落，很多人對他感到失望。這兩天人們對遼寧日報臥底調查的強烈反彈，網路上一片聲討之聲就是證明。人家說他沒有把權力關進籠子，卻把敢言的人送進監獄。尤其是最近一段時間，習近平更是走火入魔，連下昏招，召開文藝座談會，新古田會議，捧周小平、「砸鍋論」，把好不容易通過反腐好贏得的好感，輸了不少。總之，棋下得很臭。難怪當年聶衛平不願教他下圍棋，怕丟他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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