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週刊：

今年6月，在邵逸夫獎頒獎儀式上你曾表示，不民主的政治對科學的推動可能要比民主的政治作用更大。你能否對這個看法做一些解釋？

楊振寧：

當時有人問我，一個民主的政治和一個不民主的政治，對於科技的發展，哪個來得快？我想，在合適的情形之下，一個腦筋清楚、做事果斷而有遠見的、不那麼民主的政治，把科技推上去的本領更大，因為它有效率。中國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能研製出原子彈來，雖然中國(實行的)不是美式的民主，但有遠見，有決心，有能力。

另外我還想多講一些，最終的問題是，什麼叫民主？一般人的印象，以為競選就是民主，但這只是民主的「一個」解釋。我認為，社會結構的基本原則，是以整個人民的生活狀態跟前途為第一要義的，這才能叫民主。從這個意義來說，中國現在很民主。你不知道1920年代我出生的時候，中國是個什麼樣子！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不管這裡面發生了多少事情，但你算一下總帳，今天13億人的生活情形，以及對前途的看法，跟我小時候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這符合我剛才所說的民主。

中國新聞週刊：

在新中國成立後，你的父親楊武之先生曾希望你能回國。但當時你認為中國的情況不利於你個人學術的發展。而如果繼續在美國做研究，將來對中國的作用和增進中美科學界的關係恐怕會更有效。在文革期間，你是第一位回國訪問的科學家。那麼，如今你為什麼回到中國、回到清華？回來這幾年，你在清華高等研究院的工作進展如何？

楊振寧：

我回到清華來，是因為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副校長梁尤能在1990年代就來找我，他們要打造出第一流的大學，希望我來幫忙。一方面清華有這個需要，另一方面，我覺得我可以幫清華做一些事。我不認為這對我是一個壓力，或是一個負擔，這是我願意做、值得做的一件事。至於怎麼個說法，沒關係，這很自然。所以我最終在2003年搬了回來。

今天看來，我這個決定是對的。我是幫清華做了一些事情，也在漸漸地發生一些作用，這將在5年、10年後看得更清楚。我有意識地不要把高等研究中心搞得很大，不要量，而是要質的發展。

我們訓練出來的本科生，出國以後，都在國外嶄露頭角。特別是在凝聚態物理方面，今天在美國，這個領域最著名的20個年輕科學家中，幾乎有一半都是清華出去的。我認為這是我們的一個成績。而現在，在美國經濟困難的背景下，這些人預備回來的越來越多。

中國新聞週刊：

你投身於理論物理的研究，尤其是受父親的影響，將物理與數學結合得很好。但這些學科在外人看來不僅非常難以理解，而且是很枯燥的。對於你從中體會到的美妙之處，和獲得的樂趣，能夠給我們描述出來，讓我們也能夠感受得到嗎？

楊振寧：

我曾經專門撰寫過一篇文章，叫《美與物理學》。物理學是非常美的，這是因為，整個世界的基本結構是非常美的。研究物理你就會感到，在世界複雜的表像之下，有非常簡潔的秩序和規律可循。

舉個例子，現在的網路通訊、X光、伽馬射線，所有這些非常複雜的技術和現象，都是基於幾個非常簡單的方程式的。當年，麥克斯韋用了四行方程式，就定下來無線電、網路通訊的基礎。學物理的人瞭解了這些像詩一樣的方程式的意義以後，對它們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而又十分複雜的。我在文章中說過，那是一種莊嚴感、神聖感，一種初窺宇宙奧秘的畏懼感。物理學家從中體會到的美，我想正是籌建哥特式教堂的建築師們所要歌頌的崇高美、靈魂美、最終極的美。

中國新聞週刊：

1999年5月，在你的榮休學術研討會上，你的好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教授弗裡曼•戴森稱你是「保守的革命者」，你對他這個說法怎麼看？

楊振寧：

他說得非常對！當年發現了「宇稱不守恆」，這不是物理學的局部問題，而是改變了整個物理學的前沿的，因此是「革命性的」。同時，我又是比較保守的。比如，清末民初，錢玄同和傅斯年發表文章說，中國落後的原因是漢字導致的，因此他們主張廢除中文，要用拼音文字，對於這樣的一些過於激進的做法，我是完全不同意的。所以總的來說，我的確是一個「保守的革命者」。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