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祖道拍攝的照片中有許多照片，當年是不太符合發表、刊登的標準和要求的。當年的視覺美學有其標準套路，曾經夢想著改造社會和制度的「有志青年」張祖道的內心對這些要求是有所保留的。

「文革」結束不久，很多在此劫難中故去的文藝界人士得到平反，因此各地多有補開追悼會。1979年10月12日，葉聖陶、夏衍、周揚（左起）胸前佩戴著白花，情態肅然，在北京參加某場追悼會，遠景的人叢中，隱隱約約有相聲大師侯寶林的面容。

正在上海愛普生影藝坊進行的《生活的臉孔》展上，有幾幅作品引人注目。

其一為1947年4月27日，清華大學36周年校慶，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原西南聯大訓導長、昆明師範學院院長查良釗，原西南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原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的合影，這是原西南聯大（北京、清華、南開）三校恢復後，清華從昆明回北平清華園第一次舉辦校慶。

其二，1987年4月15日，劇作家曹禺在第四屆中國戲劇梅花獎頒獎典禮上。這張攝于曹禺先生晚年的照片，極為傳神，曹禺後半生內心的苦悶、糾結、不甘和痛苦，以及他處境的尷尬，都令人驚歎地表現出來了，作為頒獎者，他仍在臺上，同時他又是那麼孤獨。

其三，1979年10月12日，「文革」結束不久，很多在此劫難中故去的文藝界人士得到平反，因此補開追悼會，葉聖陶、夏衍、周揚胸前佩戴著白花，情態肅然，在北京參加某場追悼會，遠景的人叢中，隱隱約約有相聲大師侯寶林的面容。

這些作品中的人物如此耳熟能詳，然而他們突然以一種與喉舌報導物件不符：不高大、不凜然、不超凡脫俗的形象出現在觀者面前時，他們代表的意義並不充盈，顯得陌生卻略略地透出些親切。這些作品均出自攝影師張祖道之手。

出生于1922年的張祖道曾經師從潘光旦、費孝通，張祖道就讀西南聯大和清華大學社會學系，1946年，西南聯大結束，恢復北大、清華、南開三個大學，他于當年8月赴上海進行工廠調查，11月赴北平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繼續學習，張祖道的第一架相機就是在那時候用節省下來的生活費購買的舊韋爾塔（Welta）蔡司折合式120照相機，他從此開始拍攝校園生活、學運、北平風光習俗等，並和朋友組織週末攝影社。

在張祖道的家中，存有一張一張的照片，胡適、朱自清、吳晗、葉聖陶、潘光旦、費孝通、齊白石、梅蘭芳、徐悲鴻、劉開渠、梁思成、林徽因、沈從文、朱光潛、周瘦鵑、王朝聞、艾青、徐遲、董希文、郭沫若、田漢、冰心、臧克家、傅抱石、老舍、茅盾、吳祖光、曹禺、巴金、李可染、張天翼、汪曾祺、蔣兆和、葉淺予、黃永玉、程十發、劉白羽、吳作人、沙孟海、丁玲、陳荒煤、陽翰笙、袁世海、戴愛蓮、丁聰、高士其、黃苗子、郁風、黃胄、廖沫沙、華君武、啟功等等，都是聲名遠揚的人物。1952年開始擔任《新觀察》雜誌攝影的張祖道有很多常人無法得到的機會端著鏡頭，接近這些人。也正是因為社會學畢業留下的整理資料的習慣，那些細節和時間的片段才會被張祖道細緻地記錄在案，跨越半個多世紀依然可以鮮活地在敘述中復活。

張祖道拍攝的照片中有許多照片，當年是不太符合發表、刊登的標準和要求的。當年的視覺美學有其標準套路，曾經夢想著改造社會和制度的「有志青年」張祖道的內心對這些要求是有所保留的。當然，作為工作，他肯定會去認真努力拍攝符合要求的照片，交給領導，這是攝影記者的職責，但那些照片，可能並不是他內心真正喜歡的。

張祖道說：「我不會因為某個人長得漂亮、鬍子長得長就拍，我總是因為那個人做了什麼事，和別人有什麼樣的關係，我才去拍。我的原則就是不干涉被攝物件，我要從他們的活動中選擇，來表達他們。我的性格不善於指揮人，一看見那些把被攝者指揮得團團轉的人，我就躲得遠遠的。」

當年張祖道舉著相機，沒有布光，與那些文化人物們混在一起，從來不讓他們抬個手，擺個姿勢，他只是拍得多，從很多張裡才能挑出一兩張精彩的來。「我最瞧不起擺佈，瞧不起組織加工。就算是在拍劇照，我也爭取現場抓拍。」

「他不是一個太想說什麼的攝影家。」策展人、評論家姜緯認為，年逾九十的張祖道的天性裡頭，有著一種善良、謙虛、淳樸和放鬆的品質，他忠實於自己的所見所感。「這些作品並不企圖去映照一個大世界，卻建設了一個個小世界。」張祖道只是將目力所及範圍內的物件看熟，在某些時代背景之下，看到他們的處境和可能的困境，這些人物或高或低，離張祖道如此之近，他卻是以一種溫和的情緒和態度與他們做著默默的交流，表達著拍攝者的自信和內心信守的規矩。對他而言，這就是攝影。

1987年4月15日，劇作家曹禺在第四屆中國戲劇梅花獎頒獎典禮上。這張攝于曹禺先生晚年的照片，極為傳神，曹禺後半生內心的苦悶、糾結、不甘和痛苦，以及他處境的尷尬，都令人驚歎地表現出來了，作為頒獎者，他仍然在臺上，同時，他又是那麼孤獨。

北京，1959年12月，當時65歲的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拍攝《杜麗娘》，北京電影製片廠化妝師孫鴻魁為其化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