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歲留書 預防不測
但這只是基於一般常理的推論，質疑者所不了解的是，蔣介石有在預計將有不測之時留遺囑的習慣，這在其日記中有跡可尋。
蔣日記中最早出現遺囑的記載是在1920年3月1日，他寫道：「今日致舅父一書，可作死後遺囑。」此時，33歲的蔣介石在援閩粵軍中任職，地位不高，人際關係不睦，時常感到「受小人排擠」，鬱悶不得志，故立遺囑。
第二次的遺囑記載是1922年。廣東發生陳炯明部屬砲轟總統府事件，退到永豐艦上的孫中山密電召在家鄉的蔣介石。蔣抱著視死如歸的決心南下護衛，6月20日，他寫遺囑將家事托付給好友張靜江。
第三次遺囑的內容相當完整，寫於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1931年9月28日。當天，南京的大學生不滿政府的對日政策，衝擊外交部，打傷外交部長王正廷。蔣介石此時雖無生命危險，但其主導的對日政策成眾矢之的，內外交困，他心理壓力極大，感到「內憂外患相逼至此」，由王正廷被打而聯想到自己「萬一不測」，遂立遺囑：「持其復仇之志，毋暴雪恥之氣，兄弟鬩牆，外侮其禦，願我同胞團結一致，在中國國民黨領導指揮之下，堅忍刻苦，生聚教訓，嚴守秩序，服從紀律，期在十年之內，湔雪今日無上之恥辱，完成革命之大業。蔣中正遺囑。」
第四次遺囑寫於1934年7月5日，當天蔣與宋美齡談其過世後的家事安排：「一、余死後，不願國葬，而願與愛妻美齡同葬於紫金山紫霞洞之西側山腹之橫路上。二、余死後，凡武嶺學校以及不屬於豐鎬房者，皆全歸愛妻美齡管理。三、余死後，經國與緯國兩兒皆須聽從其母美齡之教訓。凡認余為父者，只能認余愛妻美齡為母，不能有第二人為母也。四、農民銀行之資本金與公記戶存款，皆為國家公款，本為發展航空之用，余死後，若能仍為建設空軍更好，否則，當分作遺族、武嶺、政治三學校基金各一百萬元外，其餘應併入中央銀行，作為農村復興永久之基金，家庭私人不得參加干預其事也。」
西安事變 遺囑被扣
第五次遺囑蔣介石同時寫了三份，完成於1936年西安事變時被扣押之中。蔣認為張學良是「叛亂」，必須嚴懲，要求南京政府急速進兵討伐，但他恐怕這會更加危及到自己的生命，在生死未卜之際，備好了遺囑，在與宋子文單獨談話時，秘囑其轉交宋美齡等。宋子文轉將遺囑給張學良看，張暫且扣下，並以人格擔保假如戰事發生，一定將遺囑傳出。蔣的這三份遺囑首次出現在日記中，是在完成兩年之後。1938年12月13日蔣寫道：「本日檢閱，得前年在西安寄妻子與兩子之遺囑，讀之不禁有隔世之感。玆特錄之」。三份遺囑分別是致宋美齡、致蔣經國蔣緯國、致國民。其全文如下：
賢妻愛鑒：兄不自檢束，竟遭不測之禍，致令至愛憂傷，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負吾總理與吾父吾母一生之教養，必以清白之身還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無負上帝神明而已。家事並無掛念，惟經國與緯國兩兒皆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萬望至愛視如己出，以慰吾靈。經兒遠離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緯兒至孝知義，其必能克盡孝道。彼於我遭難前一日尚來函，極想為吾至愛盡其孝道也。彼現駐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館轉。甚望吾至愛能去電以慰之為感。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正
又囑經、緯兩兒：我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甚望兩兒不愧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為我惟一之妻，如你們自認為我之子，則宋女士亦即為兩兒惟一之母。我死之後，無論何時，皆須以你母親宋女士之命是從，以慰吾靈。是屬。
父 十二月二十日
中正不能為國自重，行居輕簡，以致反動派乘間煽惑所部搆陷生變。今事至此，上無以對黨國，下無以對人民，惟有一死以報黨國者，報我人民，期無愧為革命黨員而已。我死之後，中華正氣乃得不死，則中華民族終有繼起復興之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無所繫念。惟望全國同胞對於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條：一、明禮義；二、知廉恥；三、負責任；四、守紀律。人人嚴守而實行之，則中正雖死猶生，中國雖危必安。勿望以中正個人之生死而有顧慮也。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三民主義萬歲！國民政府萬歲！國民革命軍萬歲！
蔣中正
從形式上看，蔣介石有模仿孫中山的痕跡，因孫過世時曾留有三份遺囑，分別是「國事遺囑」、「家事遺囑」、「致蘇俄遺書」。細讀蔣給宋美齡與蔣經國蔣緯國的遺囑，確實動了感情。除了夫妻情、父子情外，他最惦念的是死後宋美齡與蔣經國、蔣緯國的關係。宋美齡只比蔣經國大11歲，蔣宋結婚時，蔣經國已在蘇聯，且曾公開譴責過蔣介石的反共行徑。故蔣在遺囑中既要宋美齡對兩個兒子「視如己出」，又要兒子們「無論何時，皆須以你母親宋女士之命是從」。用心良苦。
晚年體衰 安排傳位
第八次遺囑寫於在1971年6 月。蔣介石晚年刻意栽培其子接班，蔣經國雖已出任行政院副院長，但蔣的目標是讓他全面掌權。84歲的蔣介石年高體衰，體檢報告又顯示其腦動脈血管硬化，確認來日無多後，他預留遺囑安排後事。其中有「經國乃可繼此復國任務，…其能力為靜波(副總統嚴家淦)之助手，出任行政院長，則於公於私皆有益，望我黨政軍同志以助我之心助彼完成我光復大陸之共同使命也。」
第九次遺囑寫於1971年底，這次是單獨寫在一張紙上：「今後政府組織：一、以家淦繼任總統。二、以經國任行政院長兼三軍總指揮。三、黨務應集體領導。中正 12月23日。」 基本上重複了6月遺囑的內容，其中用了「今後政府組織」、「繼任」等詞，而且鄭重其事地署下名字與日期。
1972年6月，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蔣介石最關心的繼承計畫實現，他遂完全退到幕後。因此，蔣介石1975年最後的遺囑，即第十份遺囑寫得「漂亮」、「空靈」而不涉具體人事安排。蔣最後遺囑是精心準備的，在形式上，甚至是句式上，均刻意模仿了孫中山的遺囑。令蔣有些遺憾的是，孫中山遺囑在病重時完成，在彌留之際完成了親筆簽字，而蔣是在睡眠中過世的，未及在遺囑上簽字，而這成為人們質疑遺囑真實性的理由。
由以上概述可見，蔣介石年輕時就已留有遺囑，從1920年至1975 年這55年中至少寫過十份遺囑(其中三個具體內容不詳)。遺囑的內容與形式依蔣在國民黨內地位的提升而有變化，前兩個遺囑純屬「家事」，1931年後則以「國事」為主，形式上模仿孫中山遺囑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
(作者為浙江大學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系列之卅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