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遷國都，蔣介石不捨南京

馬凱南

中華民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前副局長

業餘歷史學家

蔣介石在大陸主政的22年間(1927-1949)，國民政府曾三次遷都，兩度還都。其中所顯現的掙扎、操慮、和憂憤，盡在他的日記中。

定都南京 勵精圖治

1927年春，40歲的蔣介石，率領國民革命軍一路北伐，進入南京。4月18日舉行「建都典禮」，正式宣布南京為中華民國首都，達成總理孫中山先生的遺願。

南京底定前，蔣介石在安慶經蕪湖駛往京滬的艦上，運籌帷幄。3月24日「接南京克服之電」，心中「喜懼交集」。喜不必說，懼的是「以後任重而處置益難也」。因為定都之後，接踵而來的，是如何進行建都的工程。他於是鼓足氣力，宵衣旰食，決心將黨政軍經的大任一肩挑起。3月30日的日記中寫道：「軍事難，財政亦難，政治更難，黨務尤難，以一身而兼備難職，何以其不疲哉。」自勵之語，卻也流露出一股責無旁貸的自負。　

孫中山還有個願望，就是希望身後安葬在紫金山之陽、明孝陵近旁。1929年，巍峨雄偉的「中山陵」在紫金山麓竣工。6月1日，蔣介石率同黨政軍要員及各界代表，舉行了空前隆重的奉安大典，讓中山先生的遺體長眠斯土。　

定都南京到抗戰爆發的整整十年，是蔣介石一生當中最紮實、最寶貴的「黃金十年」。那是他勵精圖治的十年，也是內憂外患下艱苦建國的十年。期間，他淬勵奮發，整軍經武；關注民生，推展教育；鼓勵工商實業，振興經濟；以身作則，倡導新生活運動；編訓軍隊，將黃埔軍校遷至南京，重訂教材，延聘外籍教官，提升軍官素質；整飭黨務，成立中央政校與中央訓練團，儲備領導幹部；訂定了國旗、國歌、國語。

日軍侵滬 遷都洛陽

這十年當中，首都南京卻因日軍侵華而有過兩次的播遷，從策畫到執行，可說都是由蔣介石主導。

1932年1月28日，日軍藉端挑釁，突襲上海，首都南京面臨威脅。當晚，國民黨中央召開緊急會議，作了定都後首度遷都的決定：「立即遷都洛陽，積極備戰。」而這項決定的幕後推手卻是蔣介石。他在1月29日寫道：「余決心遷移政府於洛陽與之決戰，將來遷移結果不良時必歸罪余一人。」值得注意的是，他此刻的職稱已非「國府主席」，而只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常委」。　

翌日，中央各院部會即在國府主席林森的帶領下，除何應欽留守南京維持治安、外長羅文幹在京負責外交斡旋外，上千名中央黨政各機關要員，火速以鐵路增開特快列車，倉促由南京出發，連夜經開封駛往洛陽。

3月5日，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決議：定洛陽為戰時首都(行都)，以西安為「陪都」。在英、美等國際勢力的介入干預下，日軍在滬行動未再擴大。5月5日，「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倉促來到洛陽的各機關，辦公設施多以校舍、廠房暫充，一切因陋就簡。因此，當獲知「停戰」訊息，都渴望儘早返京。經過多方的整頓安排，國民黨中央及政府各院部會，於12月1日撤離洛陽，遷回南京。

這次的遷都到還都，前後不到一年。實際上，洛陽只作了八個多月的戰時首都；而原擬作為「陪都」的西安，甚至沒有派上用場。但就蔣介石而言，卻是使他進一步掌握大權，並鞏固其爾後最高領導地位的一次信心和實力的測試。

這次經驗，使他進一步體認到，此時此刻，無論黨政軍經，都已少不了他的領導。因為這時，林森主席是個虛位元首，孫科和汪精衛兩位前後任行政院長，又都相互推諉，不肯負責。等而次之，更無可與匹敵者。在他這段時期的日記中，一再出現與林、孫、汪三人密集互動的情境。對這三人乃至其他多位政要之間推託卸責的言行態貌，每感不以為然。

陪都重慶 抗日八年

五年後，國府第二次遷都：遷往重慶。直到抗戰結束，才正式勝利還都。這回的「遷都到還都」，前後超過八年。

事實上，蔣介石在1933年就考慮遷都西南，他和蔣百里以及德國軍事顧問反復商量，最後選取重慶。1937年七七事變後，蔣介石發表著名的「最後關頭」談話，正式宣布「全面對日抗戰」。11月20日「發表遷渝指令」。

在之後幾天的日記中，他對這個自己「一手打造」的首都，多次流露依依不捨之情：11月25日「對首都與總理陵墓以及蘇浙同胞無任悲愴」；26日「南京城似無法守，然無法不守，對上對下對國對民無以為懷矣…上午謁陵與將士公墓，不知何日再得謁見矣」；27日「故不願決定離京之期，余能多留京一日，國家人民首都與前方軍隊皆多得一日無窮之益，總理與陣亡將士亦必得多安一日也…對手造之首都實不忍一日舍棄，依依之心不知為懷矣。」

「陪都」重慶前後八年，全體軍民刻苦堅忍，齊心抗戰，所孕育出的「重慶精神」，譜下了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篇章。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戰終於勝利了。南京受降八個月後，國府於1946年5月1日發布「還都令」：5月5日「凱旋南京」。是日，南京市區處處張燈結綵，鞭炮聲不絕。蔣介石前往國民大會堂主持還都典禮，一路上，接受民眾夾道歡呼。這天他還率領文武官員恭謁中山陵，告慰國父。此時他的國內及國際聲望達到巔峰。

播遷台北 心繫南京

然而，沒多久國共內戰烽火再起，國軍節節失利。不到四年，1949年冬，蔣介石又一次在不得不然的無奈中，作了遷都台北的決定。

從1927到1949的22年間，蔣介石主導了史上罕見的國都「一遷、再遷、三遷」以及「定都、遷都、還都、再遷都」的洗煉、煎熬、和折磨。

他的日記字裡行間明顯看到定都南京時的躊躇滿志、遷都洛陽時的應變周旋、遷都重慶時的殷殷掛慮、到還都南京時的喜悅歡欣。還有，國共內戰期間兵敗如山倒，一再的事與願違，到著手播遷台北時的周折、激憤、和感傷，蔣介石個人的磨煉與民國的艱辛處處若合符節。

遷台之初，他對台北的定位，只是「中央政府所在地」，而稱不上是「首都」，也不算是「陪都」或所謂的「行都」。他歷次的訓詞、文告和談話中，更是一再提到：要帶大家打回大陸，要再回到他心目中真正的、永遠的「首都」南京。顯然，在他心中，南京的意義和重要性，超過其他任何地方。

1960年之後，蔣介石明白軍事上反攻大陸已不可能，但他不願打破這個目標，直到1967年，才在總統府月會中，公開給予台北「首都」的稱呼：「我們(當前)是處於戰時戰地…台北市為中央政府所在地，亦即為戰時之首都。」

這時他已80高齡，距1927年率北伐軍底定南京，已整整40個年頭；從他帶領百餘萬大陸軍民播遷至台，也已是第18個寒暑。

這時的他，儘管心中再多的不甘和不願，環顧形勢，也只有順應環境面對現實，親口為台北冠上了「首都」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