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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運動與學運思潮

王懷雪

大學資深政治學者

2011年4月20日

　　今年正是保釣運動四十週年，值得反思其來龍去脈。探索保釣運動的根由，必須從當時的香港小社會及國際大環境的脈絡中說起。六十年代是一個激進動盪的年代，當時最大的國際事件是越戰。自六十年代初，美國的甘迺迪總統就遣使軍事人員入越南，對抗北越。至六十年代末，駐越美軍已達六十萬。美國以一個世界超級強國，挾最先進的武器，日夜狂炸北越，惹起全世界人士的極度憤怒。美國的反越戰示威，幾乎無日無之。六八年四名肯薩斯州大學生遭州警射殺，更將示威浪潮推向高峰。美式民主制度陷入沉重危機，泛物質主義的主流價值觀念受到徹底的批判。

　　六八年，在歐洲，統治法國第五共和國的戴高樂政權日落西山，行政日趨官僚顢頇；全國大學生遊行要求教育大改革，餘波所及，牽動千萬青年學子及工人，罷工罷課，全國陷於癱瘓，終於令戴高樂政權倒台，顯示了人民的威力。

　　在中國，魅力領袖毛澤東發動紅衛兵運動，橫掃全國，中共黨政架構被砸個稀巴爛。「造反有理」、「打倒舊世界」的口號散發出反官僚體制的浪漫意象。對海外人士，毛式社會主義似乎創造了人間奇跡，「六億神州盡舜堯」，一種沒有私心的新人類出現了，中國似乎成了人間社會主義天堂。訪問「新中國」的各種左派組織及著名人士絡繹於途，「中國熱」瀰漫於世。

　　香港內部，六十年代初大陸難民湧入，人口激增，那時經濟尚未起飛，社會上積累了大量社會及經濟矛盾，蓄勢爆發。復次，文革禍延香港。香港的正統左派接受四人幫(其實是毛澤東)的極左指示，向港英政府暴力奪權，引起港英政府以嚴厲手法鎮壓。無可否認，當時香港的主流社會是認同港英政府的強硬鎮壓措施的；在暴動最激烈期間，香港大學學生會曾發表公開聲明支持港英政府。左派暴動過後，港英也明白到內部社會矛盾必須解決，民怨也必須消解。於是進行了一些局部改革，例如在各區設立「民政署」的計劃(City District Officer Scheme)，以加強與市民的溝通；其次政府舉辦大型舞會吸引青年，紓洩他們的精力；更舉辦香港節，向社會大眾提供不同形式的娛樂，同時致力於發展經濟。

　　然而，這些枝節的改革並未改變港英政府的嚴苛管治。在鎮壓了左派暴動後，「白色恐怖」代替了「紅色恐怖」。人們忌論政治，不論國家及民族等字眼要避諱，連爭取社會正義及團體權益的行動也变得敏感非常；較為活躍社會分子動輒給人標籤為「左仔」。與此同時，戰後出生一代正在成長，在重重的精英制考試篩選下，他們進入了中學及大學（當時祇有兩間）。在內外各種因素的衝擊下，他們變成了思考的一代，在殖民地的沉鬱的悶局中，不得不振奮找尋自己的身份認同及人生路向。

　　一系列的社會政治事件提供了一束束的乾柴散枝，就等烈火來把它們燃燒起來。六八年八月，蘇聯坦克入侵捷克，中斷了捷共領導人杜鍚克所進行的「帶有人道主義面孔」的社會主義改革運動。香港大學學生會第一次在校園內舉行了抗議蘇聯示威，稍稍衝破了當時低壓的氣氛。六九年二月，港大校政改革引起波瀾，校方怯於學生的壓力，終於容許6名學生出席校務會議。六九年九月，珠海書院開除十二名學生事件，二百多名來自他院校的大專學生，在珠海書院大門前，靜坐示威，支持被開除的學生。七零年一月一日創刊的《七零年代雙週刊》帶給青年思想及行動解放的感覺；在創刊號的封面上，即以「打倒奴化教育」為題，十分刺激；在香港多次反越戰及保釣的示威當中，《七零年代雙週刊》扮演了組織者及推動者的角色。

　　對香港保釣運動的最大催化劑是海外保釣運動的擴散。七零年十一月，威斯康辛及普林斯頓的華人學生已出現了第一次的保釣集會，十二月，紐約各大學的學生成立保釣行動委員會紐約分會。七一年一月，紐約及芝加哥五大城市舉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海外留學生的民族主義情緒達到沸點。在香港「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於七一年二月十四日正式成立，成員包括青年知識分子、大專學生，亦有工人參加。保釣會在二月十八日舉行第一次公開示威。後來，學聯也組織了「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釣魚台研究及行動委員會」，成員只限於大專學生。

　　香港的保釣運動由七一年二月開始，至翌年五月而至高峰，後逐漸沉寂，而至消失。保釣後期，意識型態之分岐日趨明顯。七二年五．一三大示威中，學聯被迫高舉孫中山之畫像，以作統一各派的象徵符號，可知係保釣運動已成強弩之末了。回顧起來，保釣運動的最大特點，是坊間青年知識分子和大專學生聯會組織及積極參與的一次自發性的民族主義社會運動。在社會層面，它驅散了左派暴動後瀰漫於香港的一片恐共的「白色恐怖」氣氛；它也打破了大學生固守「象牙塔」的靜態怯懦的心態，積極面對社會的不正義，以實際行動參與社會的改革。以後盲人工潮事件、六．一八雨災、仁義新村事件以及「反貪污，捉葛柏」運動等事件，矛頭直指殖民地體制，間接推動了麥理浩治下的大規模改造香港的施政。

　　保釣運動的分裂之源實在於「中國因素」。國際間，中國的影響愈來愈大，如何看「共產主義中國」就成了首要問題。七十年代初，中國從文革的蒙昧狀態甦醒過來；蘇聯陳兵百萬於邊境，迫使毛澤東拉攏美國。世界的政治二極格局開始改變，中國顯然以世界強國的面貌出現。七一年四月，美國兵乓球隊受邀訪華，實為中美關係自四九年後的大突破。十月份，聯合國驅逐台灣的中華民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合法代表，消息傳來，大專學生在校園內興奮莫名，奔走相告。七二年二月，美國總統尼克遜官式訪華，令大專生的情緒更臻高峰。

　　這股「中國熱」旋風明顯地把部份參與保釣運動的大學生吹成了國粹派。除了少數例外，絕大多數的國粹派都是民族主義導向的。但是，他們缺乏獨立判斷政治是非的價值體系，懷著樸素的祖國情結，焉能走出大梟雄毛澤東的五指魔山。國粹派的全盛時期是七三年至七六年，毛澤東逝世後，隨著四人幫的被捕而全面崩潰。國粹派雖然盛極一時，但也並非沒有抗衡者的。七五年港大民主派麥海華內閣高票擊敗國粹派鍾瑞明內閣以及七六年麥宗民事件可為例子。

　　保釣過後，大學生思潮百花齊放。其實，在中大及港大的校園裏，除了國粹派聲勢浩大外，還有四股力量，都是對中共政權都有不同程度的批判。其一是「獨立社會主義」派，以曾澍基，黎則奮及陳文鴻為主導人物。這派擅長理論，拙於組織動員；在大眾紛紛以馬列毛的經典為時尚時，這派人士另闢蹊徑，向非正統的左翼思想家找尋靈感，例如Karl Korch, Lukic, Rosa Luxemburg, Gramsci, Althusser等。其二是「民主自由派」，這派以麥海華及何俊仁代表。回想起來，也許是這派的信念最為堅持，在香港的民主發展史上，他們扮演了極為吃重的角色，直至現在。其三是「峻暉派」，以周鍚輝及陳漢森為帶領人，張文光也屬其中一份子。他們沒有獨立的系統的分析架構，但他們欣賞馬克思主義的某種人道主義成份以及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因此在理念上他們親近「獨立社會主義派」，但是在遠期的期盼上，心底總希望有一個「民主自由中國」的出現。他們的動員能力極強，在中大力抗國粹派。其四，是新亞書院內的「新儒家後學」，可以梁燕城及劉國強為關鍵人物；自不待言，這派深受新儒家大師牟宗三及唐君毅影響，深信儒學能夠駁通西方民主制度，並以發揚中國文化為己任，他們是從文化層面批判中共政權；不過他們在現實上影響不大。

　　除了大學校園內思潮多元併立外；坊間的知識分子刊物的立場也雜然紛陳。以激進青年為主的《七零年代雙週刊》，在保釣運動後迅即分裂為莫昭如的無政府主義者及吳仲賢的托斯基主義者；而托派再分裂為《十月評論》及《戰訊》，此已是後話。許冠三主編的《人物》月刊以及胡菊人主編的《明報月刊》是自由主義的中流砥柱。李怡當總編輯的《七十年代》是國碎派的精神食糧。《盤古》月刊從一個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的同人刊物急劇地變成《七十年代》月刊的翻版。七六年後，四人幫倒台，《盤古》消失，而《七十年代》也逐漸從一本親共的雜誌變為一本「自由主義派」的刊物。《七十年代》後改為《九十年代》，而在1998年停刊，主編李怡現在是批評中共最為嚴厲的政論家之一。

　　四十年來人事幾番新。正所謂「倒海翻江捲巨瀾」，「高天滾滾寒流急」。毛澤東是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最後一個巨人，他的逝世標示了社會主義的衰敗。九一年蘇聯的崩解宣示了史太林式社會主義制度的滅亡，流風所及，所有的社會主義思潮及激進理念均人間蒸發，資本主義徹底勝利，「歷史的終結」。人們的意理單一化、市場化、全球化、資源增值、效率化等理念高奏凱歌。時至今天，釣魚台的主權問題並未解決，這是從「中國」的觀點視之；但是今天的「中共」，真的想解決釣魚台問題嗎？我很懷疑。狂熱的民族主義已是中共執政的最主要支柱，釣魚台問題之「不解決」實是這條支柱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