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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合論

中共建黨九十年(1)

王懷雪

大學資深政治學者

2011年6月30日

中共成立於一九二一年，至今九十年，中共的崛起不能不追溯到中國近代史的脈絡；而中國近代史又是與西方〈特別是英國〉國家的工業文明發展史分不開的。工業文明作為一種新的文明，以壓倒性優勢從西方向非西方擴展。不論是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抑或是李定一的《中國近代史》，都認定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面對西方的進迫，中國唯一的自救之道就是變革 ─ 也就是現代化。

長期以來，中共官方都以馬列主義的「帝國主義侵略論」來解釋這段歷史。在這種觀點下，一些身負重任且有革新思想，但不得不與西方列強簽訂城下盟的清朝大臣，一律被劃為「賣國賊」。改革開放後，這種極左觀點正逐漸改變，曾國藩及李鴻章等清朝重臣從「賣國賊」轉變成正面人物甚至變成「愛國者」。

一些海外論者則常用現代化理論的「器用 ─ 制度 ─ 思想」之三階段論來解釋中國革新知識份子對西方挑戰的回應。這個理論架構最大的問題是將這三種反應的行為模式放在三個不同的時序(sequences)上，形成不同階段。事實上，一項主張或政策之推出或落實，可同時包括這三種層次(dimensions)；例如，百日維新時期設立京師大學堂，它首先有思想的成份(認識西式教育之重要性)，其次它是一種制度之開始(京師大學堂是北京大學的前身)，最後，它是訓練學生的地方，這是器用的層次。其實，清廷的整個洋務運動也是由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所點燃，沒有這種認知上的照明，其後的變革是不能想像的。

終清朝滅亡止，改革派士大夫的變革幅度大抵如張之洞所說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般對「中學」的解釋是指「綱常倫理、禮條規範」，「西學」則指「開鐵礦、製船炮、建鐵路」等洋務。事實上，所謂「中學為體」的「體」更是指當時的宮廷體制，用現在的語言表述則是政治制度。保守派張之洞所要的是帝則不能變，其他的都可以變。梁啟超論及「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從這個觀點看，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仍是清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翻版。李澤厚提出的「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主張，可說是頗有顛覆性的。當清朝真正實踐「西學為體」 ─ 引入西方的強國之源憲政實驗時，清朝已經快要給革命淹沒了。

朝廷的士大夫受到諸多限制，寸步難移，並不稀奇。相比之下，民間的知識份子就大膽得多了，例如《國聞報》中就有人抨擊中國的政制：「自秦政以愚黔首，私天下。視國為君之私業。」康有為、梁啟超之推動百日維新，意圖建立英國或日本式的君主立憲政體，可惜，僅百日即告鍛羽。其後，國運日衰；義和團之亂後，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更被割成不同範圍的勢力圈。後清廷雖下詔籌備立憲，然內部腐化已深，積重難返；而孫中山之革命學說及行動深入民間，吹遍全國，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二千年之帝制，建立了一個共和國體制，翻開了歷史新的一頁。

從社會思想史發展角度看，不論是君主立憲體制或是共和國體制，在西方的發展都是落實自由主義的政治形式。康、梁當時嚮往的是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天皇帝制以及在日本成功施行的新政，這種制度最多是「開明的專制」而已。後來他們和孫中山及章太炎等人在《民報》及《新民叢報》激辯革命或改良時，口徑才稍為讓步，肯定君主立憲制度的意義，其目的是保全帝制的延績性。

晚清國運日衰，革新知識份子面對西方各國的「船堅炮利」，早已知道傳統的經史子集的學問不足以應世變；他們亦知道西方國家制度之形成有深遠的思想及理論基礎，於是大量譯介外國的哲學、社會及知識論新思潮。從嚴復所譯述的八種外國著作中，可見他們多麼飢不擇食，其中包括生物學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赫胥黎[Thomas H. Huxley]著)；經濟學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斯密[Adam Smith]著)；政治學的《社會通詮》(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甄克思[Edward Jenks]著)；政治哲學的《群已權界論》(On Liberty，穆勒[John S. Mill，又譯密爾或彌爾]著)；方法學的《穆勒名學》(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穆勒著)；社會學的《群學肆宮》(Study of Sociology，斯賓塞[Herbert Spencer]著)等。

其中《天演論》帶來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對中國知識份子衝擊最大。《群已權界論》是穆勒《論自由》的嚴復譯本，而《論自由》是自由主義的經典之作，今天仍令人捧讀不已。整本書的中心是在肯定人是理性的動物下，論述人性的無限發展的可能性，但這種發展必須要在自由的環境下才能成功；國家、上帝以及群體(majority)均不能成為阻礙個人潛能自由發展的藉口。但是，這樣精湛地闡釋個人自由的經典著作在中國並沒有產生大影響，反而是轉述達爾文(Charles Darwin)學說的二手著作《天演論》，影響遍及整整幾代知識份子。這就不能不歸諸晚清中國知識份子追尋「財富與權力」，以求「富國強兵」的大背景上。

在歐洲的發展史上，自由主義是伴隨民族國家之興起而產生的。它也是文藝復興之後一股以「人」為中心的人文主義思潮。自由主義者關注的中心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國家/政府的關係。就人來說，每個人都有不可出讓(inalienable)的權利，是謂人權；而國家與人民也應該有一個分界線，各不相逾，最高之分界機制是民主機關所通過的法律。自由主義者視國家/政府之權力膨脹為對人身自由的最大威脅。從肯定人權的觀點論，自由主義可以等同個體主義。在種種歷史的必然及偶然條件下，自由主義與西方現代強大的國邦體制同時興起，以強權的面貌出現在被入侵的國家面前。在其他落後國家，並不可能在自由主義與富國強兵之間找到這樣的有機聯繫。自由主義在經濟理念上以私有制為基礎，市場經濟是其鋪陳的土壤之一。

李澤厚曾以「救亡」與「啟蒙」概括近代中國兩大思潮之盛衰。「救亡」成功的是社會主義，而「啟蒙」的自由主義思潮始終不能成為救國的工具。他的說法大致上是對的，不過他對自由主義之分析並不詳細。

　　　　　　　　　　　　　　　　　　　　　　　　─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