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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黨九十年(4) 王懷雪 大學資深政治學者 2011年7月29日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個人意識的蘇醒是由一股客觀結構性力量所支持的，就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力量。鄧小平在中國引入市場經濟的時候曾經說過，市場機制是中立的；它可以為資本主義所用，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所用。對他來說，市場機制只是一種資源調配的機制，可以隨時拋掉，也可以隨時應用，好像一個茶杯一樣。但事實不是這樣，從歷史發展看，市場機制嵌入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中，它是一個社會秩序並且與政治制度不可割離，是不斷變化的。 市場經濟是一個人與人之關係的制度。這個制度假設個人是最高的欲望主宰，個人也是有選擇自由的。市場經濟與私有財產制度聯繫在一起。以私有財產為基礎而假設個人有選擇自由的經濟和社會制度，是自由主義的基石之一。由個人擁有在經濟上的選擇自由開始，進而擴展至政治及社會自由，就構成現今的人權思想。海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曾論證沒有私有財產基礎以及選擇自由的經濟制度，只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費里曼(Milton Friedman)論證「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改革已經將個體主義的「潘朵拉盒子」打開了，除非中國再倒回去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政治年代，否則個人的蘇醒以及主體意識只會愈來愈強，替民主政治的出現奠下了一個客觀而必須的基礎。 然而，鄧小平的政治與經濟改革，主觀意圖並不是要實現現代民主政治，他不過是想改變中共的執政方式，從而鞏固中共的專政地位，以及滿足人民大眾日常需求而已。他的思路可以歸納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中心是經濟發展；兩個基本點分別是改革開放及四項基本原則。然而，兩個基本點其實是兩股互為衝突或矛盾的力量。改革開放最終帶來的是個體的解放，自由心靈的飛揚；而四項基本原則的堅持則是當政者或執政黨以集體的名義，如階級/國家/民族/社會等施行政治控制，以限制人民的權利。這兩股力量激烈地搏鬥著。 如前所說，1980年代是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並舉的時代；換言之，人民經濟權利的擴展同時伴隨政治及社會權利的擴充。但是「六四」之後，這種並行局面驟然而止。中共發現政改走得太前會危害本身的執政地位，於是政改全面停頓，經改的步伐則更加快速。中共明顯地以經濟發展的成果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方針來換取人民對政治及社會權利的爭取。這一政策，似乎至今未改。 「六四」之後的二十多年，中共基本上放棄了結構性的政治改革。整個1990年代只有國務院的兩次精簡架構以及所謂基層民主的選舉反響較大。前者只是官僚體系內的一種行政改革；後者涉及政權體制外的村民代表委員會的低級職位，完全不具重要行政權力。胡錦濤上台後的「黨內民主」措施比江澤民時代倒退一步，由社會民主收縮為中共黨內的民主，客觀效果是黨內和社會醞釀更大的矛盾；國家/政府和人民的權力關係更為懸殊。在中共壟斷權力和資源的情況下，「黨內民主」令到中共全黨利益趨於一致，在意識形態和利益均沒有重大分歧下，所謂保守派或改革派缺乏了存在的根據。中共可能正變成一個維持自身利益的政治權力集團，沒有保守派及改革派之分了。黨國和人民的矛盾會進一步分化，唯有加強專政鎮壓的力量。 另一方面，貧富分化是市場經濟/機制所帶來的必然後果。這一點恐怕鄧小平及趙紫陽等改革者也未必認識到，他們只把市場機制當作中立的資源分配/生產的工具而已。他們未認識到市場經濟是把個體當為生產者及消費者單位，然而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勤力或懶惰、聰明或愚笨、靈巧或笨拙，選擇自由帶來分化；因此，社會長期來說貧富不均一定會出現。在西方，國家會通過均富政策來減少這種分化，但是，這要假設統治精英是英明且有效率。在中國，由於中共的龐大壟斷利益集團的存在及官僚體制的貪腐，這種分化已經變得兩極化了。 從清末到1949年，中國的革命知識份子從事救亡運動，在1949年成功地建立了一個不受外國侵略及勢力佔據的國家；跟著的工作應該是經濟建設及民族發展。可惜毛澤東過早地將「階級」代替「民族」，以內耗代替建設，在和平時期實行革命鬥爭，結果是造成民族大災難。改革開放後，建設又成為中心，民族主義又成為主軸。但是在民族主義的集體旗幟下，社會政治架構起了分層變化。毛澤東也許有預知的能力，他知悉中共會蛻變成為一個利益集團，會有一個「資產階級」的出現，不過他採用的卻是大鬥爭的解決方法。這個教訓應該吸取。 現在，解決中共作為一個特權階層的方法是要用和平的方法，就是中共自己蛻變成為一個民主政治中的執政黨。「一黨專政」的制度是一個歧視性的制度，它只容許某部分的人(共產黨員)成為決策者，剝奪絕大部分人民的天然權利。在「大國崛起」聲中，中共應該放棄專政所依據的集體主義，而歸向二十一世紀的普世價值 ─ 個體主義，實行保護所有中國人的權利為中心的政策，真正的以(個) 人為本。在建黨九十週年的時刻，中共必須發展現代的民主制度，以解決當前中國社會所面對的種種政治社會危機，這其實已是許多中國先進知識份子的共識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