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學的階段，除了看報紙及武俠小說外，還有閱讀中國的古典小說。我不知道這些書是那裏來的，我的家並非書香世代，母親雖然識些字，但她從來沒有看報紙的習慣，家裏也沒有任何藏書。現在想來，大多數是從圖書館借來的。

那時家住灣仔，距離中環大會堂圖書館不遠；事實上，我的中學母校就在中環羅便臣道上，從中一開始，回學校就依這樣的途徑：先從家中步向軒尼詩道電車路，乘幾個站電車，到達中環雪廠街口附近（現今渣打銀行前），然後步行上山，經過植物公園，之後行一條長長的山路，就到學校了。回家也是一樣，從雪廠街口到海邊的大會堂圖書館，祇隔了愛丁堡廣場，所以大會堂圖書館變成了我中學時代常到之所。

不過，在小學時所讀的古典小說，大概是我在舊書攤買回來的。那時，灣仔的橫街窄巷，常常有舊書攤，偶然有好的舊書籍擺出來兜售。我買到的好書包括豐子愷的畫集，無名氏的小說以及傅雷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等。

四大小說中，其中《水滸傳》、《三國演義》及《西遊記》，我在五、六年級已經讀過，至於《紅樓夢》則要在大三時才讀。《水滸傳》及《西遊記》，差不多全是白話文，《三國演義》則是淺白的文言文，瞭解完全不成問題；那時的少年心態，純粹是「追故仔」，明白七八成也就足夠了。《水滸傳》、《西遊記》及《三國演義》的故事，家喻戶曉，內容不必細表。不過，對我來說，閱讀這些古典小說的「追故仔」的心態，卻遺留下來一個極其不良的學習習慣。書本內裏有大量的古典詩詞，由於主要是「追故仔」的關係，我多數是一跳而過，無意仔細咀嚼其中的含義，逐漸令我失去了欣賞古詩詞的耐性及興趣。直至現在，我對詩詞，還是極其格格不入的。大學時代，閱讀《紅樓夢》某方面是受到余英時教授的刺激。七十年代初，他回到新亞書院執教，在《明報月刊》發表了一篇有關《紅樓夢》的文章，引用了西方著名的科學的哲學家孔恩（Thomas Kuhn）的「範式」（Paradigm）理論。他聲稱應該拋棄《紅樓夢》的「攷證」及「義理」解釋的範式，主張把《紅樓夢》當作回歸文學作品來欣賞，不需要作太多的猜謎。此文給我極大的震撼，我佩服余教授的博學多藝，能運用當時最新的社會科學理論。孔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初版於1968年，其觀點震動科學的哲學以及社會學界。余教授拿來疏理中國的傳統學問，令我大開眼界。受到他的影響，後來我在碩士論文中亦引用了孔恩的「範式」理論，來討論波普（Karl Popper）的知識論問題。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