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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 王懷雪 大學資深政治學者 2010年4月13日

中美兩國就人民幣的升值問題，進行了白熱化的角力。擅於政治現實主義的中共領導層，面對來勢凶凶的美國官方及民間的攻勢，當然是「識時務者為俊傑」。看來人民幣升值已成定局，問題只是程度。人民幣升值有助於美國就業率增加，似乎在美國國內也有爭論。美國的國會議員當然認為是有關係的；但是另外一派卻不是，例如四月六日的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研究員Derek Scissors（他是筆者的舊同事）發表評論文章，認為「人民幣太便宜引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肯定完全錯誤。」 他進一步認為，過去十五年人民幣穩定性時，美國貿易逆差有升有跌；但是當人民幣升值時，貿易逆差反而上升；05至08年，人民幣升值了兩成，但美方逆差反而增加了，由04年的1,620億美元上升至2,680億美元；而08年至今，人民幣穩定，美方的貿易逆差反而下降了。 事實上，兩國貿易順/逆差受多種因素影響，如人民的購買力、政府的稅務優惠、企業接受政府補貼的程度、銀行的免息／低息貸款以及企業的壟斷地位等不能一概而論。不過，Scissors的論述不能服人之心，他的論據對美國國會議員而言，僅是：人民幣的幣值仍然太便宜，以往的升值不夠多也。 人民幣的爭論僅是中美兩國政經關係爭論議題之一，如果將鏡頭從close-up倒退為還遠鏡，看看中美兩方建交後的發展，這種糾紛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近年來，常有人談所謂「中國的發展模式」；其中一位就是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葉國華先生。他在香港電台的聲音專欄《五十年後》，似乎頗受歡迎，在他的談話及文章中就常談及「中國發展模式」的概念。過去二十年，的確中國的經濟常以雙位數字高速增長，即使在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及08年的金融海嘯時期，也可以「保八」。經濟成長幾乎為舉世之冠。 但是其實這個模式並無新奇之處，中國的發展不過是亞洲四小龍發展模式之翻版。上世紀的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至亞洲經濟危機時止）亞洲有一條大龍（指日本），四條小龍（台灣、南韓、香港及新加坡）。撇除日本不論，當時四小龍的經濟增長多年來都是雙位數字的。其發展的方程式十分簡單，就是：外資＋低價勞工＋美國的出口市場＋政治專制。有數據顯示，當時四小龍的工業產品有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是輸往美國的；美國是它們的最大出口市場。南韓在八十年代中民選總統前（特別在朴正熙總統治下），台灣在蔣經國八六年容許民進黨成立前；新加坡在李光耀的管治下，以及港英在八十年中期引入間選立法局議員前，這四個地方都是政治專斷的地區或國家。強力壓制社會動亂及勞工的議價地位。 然而，八十年代中期之後，這四個地方經歷了重大的政治及經濟轉型（其中新加坡幅度較少），政治民主化、經濟高值化，其初期發展模式為中國所抄襲及模仿。 但是根本的疑問是：當時的四小龍的總人口不超過七八千萬，美國的吸力綽綽有餘。現今的中國有十三億人，相信從事工業生產不會少於四五億，比歐洲總人口還多，「世界工廠」之美譽不可能長久推持。西方世界不可能長期吸收中國價廉的消費品，而令自己「實體經濟」空洞化。這亦可能是日本經濟長期衰靡不振的最根本原因。中國的低廉產品固然是西方人廉價物品的來源，但是，不可否認地亦是西方國家就業不足的重大成因之一。 就算沒有金融海嘯的衝擊，中國的經濟發展或自願或被迫，都要轉變的。以外資及出口帶動的高速經濟發展的模式，不得不變。但是提高內需會否同樣成功，目前不能估計。更為根本的是，在中國的「官僚國家主義」（Bureaucratic statism）（黨國合體及政商合體）的體制下，以內需為主要動力的發展模式能否成功，是存有疑問的，提高佔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農民的購買力是關鍵。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