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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合論
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巨變
王懷雪
大學資深政治學者
2010年11月3日
在剛結束不久的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的決議內,人們一般關注了主管香港事務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獲增補為中共中央軍副主席。基於六四以來中共接班的模式,習近平幾乎可以肯定成為胡錦濤退任以後的中共總書記。

事實上,會議通過的第十二個五年(十二五)計劃可能對中國的未來發展更為重要,亦可能是中共建政六十年以來第三個歷史性發展階段:頭三十年是史太林、毛澤東的計劃性經濟;第二階段是鄧小平、趙紫陽及朱鎔基等人所領導的粗放型的「摩著石頭過河」的經濟發展模式,而今後將是細緻型/高值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的新階段。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經將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模式列出了一個簡單公式:外資 + 低廉工資 + 美國出口市場 + 政治專制。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發展不過是這個模式的翻版。與亞洲四小龍不得不走高增值工業的道路一樣,中國在過去二十年高速的發展後,也不得不另闢蹊徑。內部而言,其一:低產值工業必須轉型是工業化的必然途徑;其二:工人對低工資已普遍不滿;其三:粗線條的發展已對生態環境造成巨大破壞,遺禍子孫。這方面只要對國內人士寫的環保著作稍一涉獵就知道,夜夜笙歌的上海及北京的人士是不會知道的。外部壓力尤大,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工廠」,將世界其他地方的工業「空心化」,尤以美國及歐洲最甚,而日本也可能被波及。雖然說貿易是互利的,但是在民主制度國家,選民畢竟是政策的最終決定者,在民選的制度下,美國及歐盟不可能長期坐視失業高而不理。

在內外的壓力下,中國改變發展模式是正常合理的。但是這條路也不易走。當年實踐「出口導向工業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時,亞洲四小龍都是政治專制的。在九十年末,隨著工業體制的提升,政制也跟著開放以及民主化。台灣及南韓已變成全民選舉總統的地區,新加坡及香港則變成半民主政制的地方。其中的關係可以用一條公式羅列:經濟發展 → 社會發展(教育程度提高、中產階級出現以及政治參與增強等) → 政制民主化。中國新時期的發展期間,這條公式能否應用,目前尚難推斷。

五中全會的公佈肯定「發展方式轉變是一場深刻革命」,更提出「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如果中共真的認真實施公平正義的理念,一定會引致大幅度的政治體制改革。當代中國最不公義之事,就是中共壟斷政治權力,因而壟斷經濟資源,造成極端的貧富差距。中國大量的貿易順產以及地價的飆升,大部份被中共內部的貪官污吏所蠶食;窮鄉僻壤,貧無立錐之地;沿海地區,則鶯歌夜舞,醉生夢死。政治權力之壟斷實是癥結所在。全會又提出「擴大內需戰略」。試問,如果不能將經濟增長較為平均地分配給廣大人民,而只是被為數不多的「紅色資產階級」所壟斷而成為寄生資本,對全國又有何用?

全會又提及要提升「國家軟實力」,文化創新不能不涉及自由思想的表達以表達自由環境之形成,中共敢開放言論禁區嗎?換言之,這一次的經濟方式的巨大改變,對中共也有巨大的風險,也許中共目前的局面是「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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