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的歐美國家，如果能夠組織到二三十萬人上街遊行示威的話，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功。就以最近在法國發生的黃背心運動，在最高峰的星期六只不過十六萬人，而且是全法國各大城市的總數。這場目標十分明確的黃背心運動之所以在世界各大媒體廣為流傳，其原因是它的遊行示威歷時曠久，每個星期六在法國各大城市持續了半年多，其留在世人腦袋裡的是遊行示威的暴力行為。但是觀看黃背心運動參加的人數來看，兩個月後的星期六已降到五萬人，到了這個五月份，依然有一萬多人不肯罷休，在巴黎等大城市堅持下去。
香港的情況和法國很難相提並論。首先香港是個人情薄如紙的社會，老百姓各自一方為三餐奔波，對於社會公義沒有時間關心。如果最值得關心的，似乎除了股市的漲跌或樓市的波動外，實在不容易找到其他東西了。香港六月九號的《反送中》遊行，雖然說是由《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發起，但對於香港政府來說，只不過是烏合之眾，那成氣候？當天的一百零三萬的遊行示威人數，既令民陣喜出望外，得到如此多的市民的回應，也使到特首林鄭月娥可能是老怒成羞，竟然在民情洶湧中在三天後就在立法會試圖二讀《逃犯條例草案》硬闖關，簡直是火上澆油。當天在主要是年輕的學生包圍立法會的行動中，警民發生衝突。警員以催淚彈、布袋彈及橡膠子彈鎮壓，多人頭部中槍。在一片混亂中，傲慢冷漠的特首只好以退為進，宣佈把草案押後。十二號的警方暴力，引發了十六號超過二百人的大遊行。是次的和平大遊行，登上了世界各地重要媒體，廣泛報導。
回顧五年前習大大在一個公開場面，曾經引用的一個古希臘的一個典故，《塔西佗陷阱》。他的原話是：“當公權力失去公信力時，無論發表什麼言論、無論做什麼事，社會都會給以負面評價”。他進而闡發說，“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會危及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對於此刻在香港所發生的全香港的七百多萬人口中二百多萬人竟然在沒有組織一呼百應的要香港政府撤回《逃犯條例草案》及不是民選的特首林鄭月娥下臺，習大大引用的古希臘典故天衣無縫的適合香港當前的情況。相信習大大不可能忍受星星之火燎原，“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會危及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