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统治早期自愿改宗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是受政治利益驱动，为加入奥斯曼军事封建阶级的当地贵族们。
(一)现实政治利益对阿尔巴尼亚人的吸引
在巩固巴尔干势力早期阶段，奥斯曼帝国军队招募的军事分遣队人员非常混杂。
曾经对奥斯曼苏丹半信半疑的巴尔干贵族们，为战胜他们的对手，保护或扩大他们的领地，逐渐改宗成了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附庸。15世纪初君士坦丁堡牧首与奥赫里德大主教的通信中就提到了当地支持奥斯曼人的封建领主。
格尔策教授曾对该史料评论道:“这个年轻且充满活力的土耳其人国家多么有吸引力啊！尤其是对巴尔干半岛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显贵的吸引力。人们必须记住，这是一个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的显贵们成群结队地抛弃基督教的时代。”
最早的阿尔巴尼亚地籍册中也有关于地方封建领主皈依伊斯兰教的记录。阿尔巴尼亚桑贾克1432年的地籍册中记录的西帕希有50%以上是改宗的阿尔巴尼亚贵族，即苏丹和贝依的奴隶。斯库台桑贾克1485年的几十个封建主中，有一位皈依了伊斯兰教，那人是库克的儿子——扎伊姆·阿亚斯·贝依。同一年，该桑贾克107名蒂玛持有者中有8人是改宗后的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哈桑·阿尔纳乌特、穆斯塔法·赫拉克、哈桑·马林等。1467年，改信伊斯兰教的地方领主占到了德巴尔桑贾克蒂玛持有者的8%。甚至在德戈兹要塞驻守的奥斯曼常备军中至少有一半官员都由改宗伊斯兰的当地人充任。1467年，在阿卡希萨尔的维拉耶特（克鲁亚），除了共同拥有两处蒂玛的五个基督徒西帕希外，还出现了两个新的穆斯林西帕希——伊利亚斯和多安。在阿尔巴尼亚北部，16世纪后期阿尔巴尼亚人与北部斯拉夫人的种族冲突也一度成为皈依伊斯兰教的诱因。
皈依奥斯曼当局的信仰可以使得北方阿尔巴尼亚人成为奥斯曼帝国体系中的一员，并在与毗邻的东正教斯拉夫人产生冲突时获得安全保护。16世纪后期时，一些与斯拉夫人居住地毗邻的阿尔巴尼亚东北部地区，伊斯兰教较快地成为了多数信仰。例如，在横跨马其顿边界的泰托沃的纳赫亚地方就混居着阿尔巴尼亚人、斯拉夫马其顿人和土耳其人。16世纪晚期的的奥斯曼官方统计显示，穆斯林家庭1545年首次超过基督教家庭，其中穆斯林家庭比基督教家庭多2个。其中38个穆斯林家庭是刚从基督教改宗的，同时在普里兹伦附近的奥博，穆斯林在1591年已成为当地人口多数。
(二)为平息基督徒叛乱进行的武力逼迫
虽然奥斯曼人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中期征服巴尔干半岛过程中，引入了伊斯兰教，但奥斯曼人在征服的初期并没有以宗教目的暴力推行伊斯兰教。
16世纪末之后，奥斯曼人使用武力手段逼迫改宗的初衷往往是遏制叛乱的苗头。切断当地叛乱分子与基督教诸列强之间的宗教文化联系，保持边疆地区稳定，而不是出于传教的目的。在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统治时期，官方允许非穆斯林宗教团体活动。那时，帝国内异教徒的生活处境要比同一时期西欧国家的异教徒处境优越得多。
然而，16世纪初，苏丹塞利姆一世决定用武力将伊斯兰教强加给所有基督徒，但他的计划失败了。因为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搬出了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曾颁布的保护非穆斯林社区自治权的法令。当时穆斯林宗教界的高级教士和耶尼切里也对强行改宗的做法提出了抗议。在斯堪德培牺牲很久之后，阿尔巴尼亚广大农村地区依然在武装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而起义经常会造成大量人口伤亡和村庄毁灭。16世纪70年代，东北部德巴尔桑贾克北部难以控制的雷卡地区与埃尔巴桑地区就是暴力推行伊斯兰化的典型例子。
奥斯曼政府在那里将暴力传播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平定叛乱的方法。1460年，雷卡开始由奥斯曼帝国统治。根据1467年对该地区做的第一本地籍册可知，这个地区稀疏的人口全部都为基督徒，阿尔巴尼亚人、斯拉夫人和瓦拉几亚人在此混居。16世纪初期和中期连续爆发了几次起义。1573年，埃尔巴桑的卡迪向苏丹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如果想彻底安抚他们,就需要使用武力迫使当地居民信仰真正的宗教。该地区1582年的地籍册中很清晰地展现出了武力措施所起的作用，地籍册中有多达170户穆斯林家庭，其中160户是新近改宗的。17世纪，埃尔巴桑城市的人口增加到了2000户，改宗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成为主体人口。1596年北部天主教徒发起的一场叛乱也以暴力手段推行伊斯兰化而结束。阿尔巴尼亚大规模改宗伊斯兰教的浪潮于17世纪开始时，首先出现在阿尔巴尼亚天主教徒当中。
16世纪末17世纪初期，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奥地利等天主教势力进行战争的背景下兴起的阿尔巴尼亚北部天主教徒起义，往往会招致奥斯曼人对起义者严厉的报复，这种报复行动加快了阿尔巴尼亚北部的伊斯兰化。1594年，因为教皇承诺的西班牙外援并未到来，北部阿尔巴尼亚天主教徒的叛乱因此失败。这场叛乱1596年被镇压时，奥斯曼人实施镇压并以强力推行伊斯兰教的方式惩罚了叛乱分子。
1644年，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在神职人员的催促下，许多阿尔巴尼亚天主教徒起义支持威尼斯。奥斯曼人以严厉的镇压作出了回应，这反过来又驱使许多天主教徒接受了伊斯兰教，尽管少数人选择加入了东正教会。在1649年至1671年的22年间，莱什教区的天主教信徒减少了50％以上，而在1634年至1671年的37年间，布尔兹教区的天主教徒人数从2万多人下降到4045人。
总的来说，1644年至1869年奥斯曼——威尼斯战争期间的阿尔巴尼亚起义都会导致奥斯曼中央对阿尔巴尼亚北部天主教徒的报复，这大大加速了阿尔巴尼亚北部的伊斯兰化。
因此，形成了一个规律：当奥斯曼帝国受到天主教列强攻击时，当地的天主教徒就会被迫改宗，当对奥斯曼帝国的袭击来自东正教的沙俄时，奥斯曼人就会给当地的东正教徒施加改宗的压力。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样的强迫改宗所皈依的信仰往往是表面的，到19世纪时，尽管阿尔巴尼亚许多地区表面上接受了伊斯兰教，但他们仍旧是“秘密天主教徒”。
到了十八世纪后期，阿尔巴尼亚南部东正教徒大量地改宗伊斯兰教。主要原因是奥斯曼人为切断南部叛乱的东正教徒与俄国的宗教联系，采取武力逼迫当地东正教徒进行了改宗。十八世纪末以前，东正教团体在奥斯曼统治下享有一部分的自治权，并且东正教徒的保守性一度阻碍了伊斯兰教的传播。
16世纪，南部发罗拉只有1.8％的穆斯林人口，奥赫里德只有1.9％的穆斯林人口。然而，十八世纪后期，俄土战争期间俄罗斯特工开始煽动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臣民对抗政府的多次叛乱，使奥斯曼帝国开始将东正教徒视为俄国的盟友。1770年，俄国人在阿尔巴尼亚煽动了奥尔洛夫叛乱。
1768-1774年和1787-1791年的俄土战争中，阿尔巴尼亚东正教徒掀起了反抗奥斯曼人的叛乱。在1789年的第二次叛乱中，阿尔巴尼亚东南部夫斯克波伊的“新学院”（希腊文学院）被奥斯曼人摧毁。在第二次俄土战争结束时，有超过一千名阿尔巴尼亚东正教徒乘俄国战舰逃往俄罗斯。
在这些叛乱后，奥斯曼政府开始使用武力逼迫当地阿尔巴尼亚东正教人口改宗伊斯兰教，同时辅之以重税等经济手段迫使东正教徒改宗。1798年，亚尼纳的阿里帕夏带领奥斯曼军队在阿尔巴尼亚沿海的亨瓦西尔尼维斯布巴尔村，屠杀了正在教堂聚集庆祝复活节的东正教信徒。对该地区基督教徒的血腥屠杀不仅震慑了其他地区的阿尔巴尼亚基督徒，并且激发了一场新的改宗浪潮。
19世纪的整个阿尔巴尼亚，尤其是阿尔巴尼亚南部，成了奥斯曼统治的巴尔干地区内，除多瑙河三角洲的多布罗加外，唯一一个基督教徒人数仍在减少，伊斯兰化程度持续加深的地区。
（三）针对非穆斯林的经济压力
1.向非穆斯林征收重税
奥斯曼帝国时期，要求基督徒缴纳的一部分税目直接由独立于地方帕夏的中央税务代理人征收。
同时，中央还会向帕夏们征税，而帕夏的税收收入主要则是从其基督徒臣民那里索取。虽然中央向帕夏区征收的税额是由中央规定的，但帕夏的臣民们缴纳的税则会因帕夏的贪婪程度而不同。而一些帕夏的税务官也会为了中饱私囊而征收附加税。这些附加税有时会非常高，尤其是在阿尔巴尼亚阿里帕夏区的雅尼那，附加税一度成为了帕夏的主要收入来源。1845年，瓦隆写道：“虽然中央收取了阿尔巴尼亚地区六百万法郎，但当地的军官和税务代理人的勒索数额是中央收入的两倍。这些税收主要落在了基督徒身上。”
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阿尔巴尼亚人难以承受这些重税：一是奥斯曼蒂玛土地制度之下的极度贫困；二是他们基督教信仰的浅薄性，所以许多基督徒为了免税选择了改宗。
苏丹塞利姆一世（1512-1520）时期，为了增加帝国穆斯林的人数，政府刻意增加了基督徒的税赋，并承诺如果一家人中任意一名男性成员皈依伊斯兰教就可免税。曾于16世纪到过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意大利旅行家兰伯蒂·贝内德托提到了这种重税。他当时暂住的那户人家有七个儿子，老大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
可能正是由于这一优惠条件诱使许多基督徒进行了改宗。16世纪时，不仅是许多家庭，而且很多村庄和地区都改宗了伊斯兰，例如科索沃平原与普利兹伦和贾柯维察等地。普利兹伦的天主教传教士格里高利·梅斯里奇在1651年的报告中说，曾经拥有150个基督教家庭的苏哈莱卡村当时只剩36或37位基督徒妇女，村里的男人已都皈依了伊斯兰教。
马默契村只有两位基督徒，其中一位的丈夫准备改宗伊斯兰。阿赤特拉佐波村的20户基督教家庭中，基督徒都为女性。除了4户不久前从米尔迪塔山迁来的天主教家庭外，兰多维察村已经伊斯兰化。瓦莱斯西亚村只发现了两户基督教家庭，一个全家都是基督徒，另外一家只剩下女人依然是基督徒。
尽管这些人申辩说，他们在内心决不会和基督徒有任何不同，但因为他们很明显不可能负担那么重的税，所以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信仰。大约1671年，艾迪米·加斯帕里以该地教会访问者的身份在同一地区进行了探访。当时他在苏哈莱卡仅发现了20位天主教妇女，莱特查尼察有8位天主教妇女，帕帕奇基督徒有四户家庭30人，兰多维察有5户家庭40人，扎吉斯塔只有一户六口之家有天主教妇女，其余人都是穆斯林，他们28年前为了逃避重税放弃了基督教，只有在那些政府难以管辖的山区，阿尔巴尼亚基督徒才可以逃避这种经济压力。
17世纪早期，阿尔巴尼亚南部起义的希马拉人在威尼斯盟友撤退后受到了惩罚，他们被收取了高额的什一税，以至于一些人为了逃避这种重税成为了穆斯林，令人震惊的是，在奥斯曼人征服了全部都为基督徒的尼维萨后，几乎所有人都放弃了旧信仰，剩下唯一的基督徒是一位老妇人。
在阿尔巴尼亚南部的拉博里地区，“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许多家庭甚至是整个村庄单纯为了逃避向非穆斯林征收的人头税而改宗伊斯兰，即使该税的税额不太高，因为当时向较贫穷的阶级所征收的税固定在每年3.5皮亚斯特，对儿童可以免税，贫困的阿尔巴尼亚人渴望免除人头税愿望非常强烈，哪怕需要舍弃其父辈的信仰。
实际上，从17世纪中叶起，奥斯曼政府找到了惩罚阿尔巴尼亚人叛乱的最佳方法——大幅增加税收，如果说16世纪对阿尔巴尼亚基督徒征收的税收达到了45阿克切，那么到了17世纪中期时，每年就达到了780阿克切，为使各部落免于饥饿和毁灭，阿尔巴尼亚长老们建议村民信奉伊斯兰教。
然而，一部分盖格山民支持西方天主教势力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意愿并没有减弱。1621年，阿尔巴尼亚主教兼作家普耶特尔·布迪在给红衣主教戈扎迪诺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得到了西方天主教的一点帮助，数十名阿尔巴尼亚人基督徒与穆斯林准备武装起义。
在强大的经济压力下，一些阿尔巴尼亚人往往会选择成为具有复杂双重宗教认同的秘密基督徒，居住在培拉特、施帕特和格尼拉内等难以深入地区的秘密基督徒就是典型的例子。由于不受奥斯曼当局的管辖，施帕特和格尼拉内附近4个村庄的人们长期保持着双重信仰。中央政府直到1846年才意识到了他们的存在，并且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当时来自格尼拉内的两名新兵宣称他们实际上是基督徒，因而失去了在奥斯曼军队服役的机会。奥斯曼中央就此进行了调查，当地居民迫于中央的强大压力，在他们的牧师安东尼奥·马尔科维奇的领导下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那些在随后的武力镇压中幸存下来的人被流放到了安纳托利亚，施帕特的秘密基督徒大约有5000人，他们直到1897年才在不冒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公开回归东正教。
2.霸占基督徒的土地
尽管穆斯林的法律允许被征服的基督徒支付税赋后保留他们土地，但他们不时也会遭受肆无忌惮的帕夏的不公正对待。
如果帕夏想成为一个村庄土地的拥有者，他可能会强迫当地地主以他规定的价格卖给他，或者他会以诡计、无耻和不公正方式撵走土地拥有者。如果帕夏发现很难拥有一片土地时，他会找各种借口在当地派驻强大的军队，军队在当地的娱乐消遣很快会使当地村民们变得贫穷，有时他们也会用野蛮行为骚扰村民。以至于村民最终会以帕夏规定的土地价格购买和平，阿尔巴尼亚的阿里帕夏就曾采用过这种方式，有时帕夏们会以暴力方式直接掠夺村民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