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4年5月23日)

一百多年前，发生在南部非洲的一场战争，引发了蝴蝶效应。英国倾举国之力，试图征服一个小民族——“布尔人”。它不仅成为大英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还使布尔人成为第一个“集中营”受害者。此外，它还催生了一个著名的阴谋论，甚至影响到了远在欧洲的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命运。这场战争，便是第二次布尔战争。

[荷]马丁·博森布鲁克，《血染开普敦：布尔战争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2月

17世纪中叶，来自荷兰的移民在好望角建立了开普殖民地，为过往的船只提供蔬菜和饮水，被称为“布尔人”（boers，即荷兰语“农民”的意思）。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荷兰本土失陷，英国趁机于1806年占领了好望角，即属于荷兰的开普殖民地。许多布尔人不甘被英国统治，向南非内陆迁徙。在1880年~1881年，他们在第一次布尔战争里打败英国并建立了两个小国家——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联邦。八十年代中期，在德兰士瓦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金矿，大批外国人前来淘金、投资，包括英国富商罗德斯。他以金钱开路，当上了英国开普殖民地总理，以“为英国侨民争取权利”为由，在1895年派私人武装入侵德兰士瓦，企图推翻布尔人政权并夺取金矿，但被布尔民兵粉碎，这便是“詹森远征”。在之后的几年里，英国持续向德兰士瓦施压，要求赋予外国侨民以选举权。布尔人担心数量庞大的英国人冲垮其统治，使之再度沦为英国傀儡，拒不接受。1899年，战争爆发。布尔人的正规军很快被打败，但是他们化整为零，编成游击队，长期袭扰英军。

扬·史末资（Jan Smuts）是一个布尔人律师，曾在英国剑桥大学接受教育，后来加入游击队，成为重要的首领。除了军事行动外，他还大力宣传，希望号召布尔人反抗英国，并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他编写了一份100页的小册子，书名为《百年不公》（Een Eeuw Van Onrecht）——“对过去一百年来我们受到的压迫和迫害的”控诉。他认为，英国从1806年占领开普敦以来一直在欺压布尔人，“被一种侵略和掠夺的精神驱使”，在后者逃入南非内陆后依旧穷追不舍。书中第一次指控，战争是矿业资本家和英国政府的阴谋，目的是攫取金矿——“发现了布尔共和国的矿物财富后，他们把旧的阴险政策和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力量结合起来”。他宣称，尽管布尔人与英国力量悬殊，却不会低头，“尽管我们微不足道，但如果命中注定我们应该是所有民族中第一个开始反对资本主义新世界暴政的人，那么我们准备这样做，即使这种暴政被金戈主义（英帝国主义）的力量所强化。”最后，他总结道：“不管结果是赢是输，自由一定会像清晨透过薄雾的太阳那样在南非缓缓升起;就像一个世纪前降临在美利坚一样，自由也会降临在我们身上。到那时，从赞比西河到西蒙湾，都会是‘阿非利卡人的土地’。”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阿非利卡人’是布尔人的自称。布尔人认为，自己是非洲的“天命之人”，要统治南非的布须曼人、桑人土著，以及来自中非的班图系黑人等有色人种。

荷兰作家潘宁（L. Penning）的流行小说

描绘布尔游击战士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的马丁·博森布鲁克教授在《血染开普敦：布尔战争史》里写道：整个欧洲大陆都站在布尔人一边，荷兰表达的支持最为强烈。战争重新让人们意识到他们是同一个英雄部落的后裔……布尔人受到热烈欢迎，融入荷兰的大家庭。每一个正直的荷兰人——从年轻的威廉明娜女王（Queen Wilhelmina）到她最卑微的臣民……都认同布尔人英勇的斗争。后来战局开始变得对布尔人不利，他们的失败也变得不可避免。荷兰人对布尔人的迷恋，就像当初这种感情的爆发一样，突然就熄灭了。”

1902年，布尔人战败，但关于布尔战争起因的争论持续了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1900年，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的著作《南非战争：原因与影响》（The War in South Africa: Its Causes and Effects）出版，他在书中声称，为了“在比勒陀利亚建立了一个由矿主和投机者组成的小寡头政权”，该阴谋得到了英国政客的帮助和怂恿，其目的是使采矿活动更有利可图。霍布森在他1902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一种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一书中，将这个主题进一步阐述为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关系的一般分析。霍布森的著作对列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也认同这一点，这本书于1917年出版。后来几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作家，也都以布尔战争为例来说明资本主义的问题。英国人将23万布尔人和有色人种囚禁，造成4.6万人死亡。其中，布尔人死亡2.7万余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儿童，遭此毒手，只因“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史末茨在战后的南非政府身居高位，不愿开罪英国政府，在题为《布尔战争回忆录》（Memoirs of the Boer War）的手稿中写道：“战争本质上是一场矿主的战争。”英国的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也告诉他的同事们：“有一个对我们的政策很危险的反对意见，那就是，我们在为资本家干脏活。”

“巨人罗德斯”企图吞并非洲

1892年的一则讽刺漫画

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余，一种阴谋论也产生了。战后，布尔人艰难谋生，普遍贫困，他们身为白人基督徒，与英国人同为日耳曼人，却不得不和黑人竞争廉价工作。布尔人精英自视甚高，索性将“白人贫困问题”归咎于“英国帝国主义”和“盎格鲁-犹太资本主义”的联合阴谋。罗德斯虽为英国牧师之子，股东里却有犹太人阿尔弗雷德·拜特（Alfred Beit）和大名鼎鼎的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布尔人史末茨和同情其同胞遭遇的索尔兹伯里，都成了不同程度的种族主义者。霍布森也认为，这场战争的实质是黄金百万富翁和“犹太金融家”的阴谋。

但是，当历史学家搜索政府档案以及政治家和巨头的私人文件，以寻找有关阴谋论的证据时，却几乎一无所获。罗德斯野心勃勃，渴求权力，但大多数矿主担心战争会破坏采矿作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档案证据还显示，英国大臣们在1899年做出有关德兰士瓦的决定时，是出于加强英国对德兰斯瓦的政治控制以巩固在该地区霸权的需要。英国驻南部非洲高级专员阿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在1900年6月承认，“我促成了这场不可避免的危机。”他还表示，要“赢得这场伟大的争夺南非统治权的游戏……把不可一世的阿非利卡民族永远打入深渊，阿门”。当他把桀骜不驯的布尔人打入深渊时，在遥远的俄罗斯帝国，有一群贵族也要借机将犹太人打入深渊。

1903年，一本名为《锡安长老会纪要》（Протоколы сионских мудрецов）的书在沙俄横空出世。东正教神父尼鲁斯宣称，一个神秘的贵族女子深入虎穴，从巴黎的犹太长老会议上偷出会议纪要，委托自己把他们的阴谋公之于众。他在沙俄上层交游广阔，通过皇后亚历山德拉把它送上了沙皇的案头。

一直关注布尔战争的尼古拉二世

荷兰的博森布鲁克写道：“早在1899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想把布尔战争看作追求本国利益的机会，他当时提出的是和平倡议，并得到了荷兰妇女协会20万人和荷兰南非协会14万的签名。……”沙皇并没有为阻止战争和集中营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在尘埃落定后，他却找到了利用布尔人的不幸的方式。为了促进“基督徒的团结”，他比史末茨和索尔兹伯里勋爵更进一步，打算把罪责推到犹太人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