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4年7月7日)
大家好，我是《地图里的人类史》、《谁在世界中心》、《地缘看三国》等书的作者温骏轩。今天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匈奴与羯族的前世今生
在后世公认的五胡中，匈奴与羯是两个关系紧密的民族。先是匈奴首领刘渊建立了十六国中的“前赵”政权，后是羯人首领石勒攻灭前赵，在此基础上建立“后赵”政权。整个路径一如后来氐人建立的“前秦”政权，被羌人政权“后秦”所取代一样。
历史上氐羌两族曾长期被视为一个民族，而羯人此前亦一直被视为内迁匈奴的一支。如果按照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划分法。氐羌属于“西戎”民族，而匈奴和羯则属于“北狄”民族。不过既然在这个乱世，中原人眼中的戎狄又被各自切割为了两个民族，那必然是有什么不一样的特征造就了这一现象。
倘若用一句话总结的话，氐羌的差异可以被称之为“同源异流”，即二者拥有共同的祖先，只是后来因为生存环境不同变成两个民族；匈奴与羯族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属于“异源同流”，源头不同却殊途同归变成了一个民族。
在草原上异源同流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会出现种族属性完全不同的部落，在某一阶段被视为同一民族。作为明显带有白种人种族特征的民族，羯族与匈奴的关系变迁，将向我们展示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公元前307年，赵国第六代君主赵武灵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胡服骑射。这项决定简单点说就是向北方游牧民族学习骑射技术，包括模仿对方的穿着。
在此之前中原军队除了仍在以战车为主力以外，其实已经组建有骑兵部队了。比如《韩非子》一书就记载，公元前636年，秦穆公派遣“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护送晋公子重耳（也就是后来的晋文公）回国争夺君位。这“畴骑”就是史书中最早记录的骑兵部队。
《说文解字》对畴字的解读是“耕治之田也”，意指经治理和划分过的农田。中国人计划一件事会说“筹谋”、“筹划”，这个竹字头的筹就是从田字旁的畴衍生而来，意思也是一样。由此可见“畴骑”意指经过严格训练、军容整体的骑兵军团，它的诞生标志着骑兵作为一个战斗兵种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
既然已经有了骑兵这个兵种，赵武灵王又为什么要向游牧者学习呢？究其根源，在于骑兵内部细分为许多兵种。所谓“骑射”指的是骑乘在快速奔跑的马匹上射箭，专业的说法是“弓骑兵”。
弓骑兵是一种源于草原生活兵种。在很多人的想象中，游牧者是随时可以通过宰杀牛羊来获取肉食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牲畜对于游牧者来说是生产工具，奶制品才是欧亚草原游牧者最主要的热量来源。如果你知道一个古代中原农民，在要不要吃掉一只下蛋母鸡的问题上有多么的慎重，那么就一定能够理解宰杀牲畜对于普通牧民来说，同样是一件大事。
射猎草原上的野生动物（比如野兔）才是古代游牧者日常获取肉食的主要方式。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这种生活方式被概括为“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自幼融入生活的训练模式，使得几乎每一个游牧者，都是一名合格的弓骑兵。
马是在欧亚草原的西部被驯化的，无论是战车还是骑乘和骑射技术，在时间上都有着自西向东传播的路径。由东欧一路向东延伸至中国东北地区的欧亚草原，以及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游牧者，则是具体的传播载体。
公元前8世纪起开始出现在希腊人记录中的斯基泰人，是欧亚大陆各文明最早记录下来骑射者。词源学研究表明，Scythia一词便是源出于原始印欧语的“射击”和“游荡”两词。要是遵从本意翻译的话，代表白种游牧民族的斯基泰人完全可以被译为“骑射者”。
骑射的优势在于灵活的作战方式。罗马人的记录中，会将典型弓骑兵战术称之为“安息人射箭法”。具体来说就是快速接近对手释放弓箭，然后快速脱离接触。对手如果追击的话，这些游牧骑兵则会边逃走边回身射箭，而对手一旦后撤的话游牧者又会马上追击，再复制之前的过程。几轮下来，不堪其扰的受害者大概率就崩溃了。
严明的战术纪律和防护可以保证在面临这种战术时不至于崩溃，但却无法针对游牧打一场歼灭战。这意味着在战略上，你将年复一年的遭遇游牧者的侵扰。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组建一支像游牧者那样的弓骑兵，从而具备在草原上与之决定的能力。
为了让改革更加的彻底，赵武灵王甚至要求赵国上下都接受胡人的穿着。服饰是区别不同民族与文化的最重要标志，对于中原诸侯来说更代表着文明的骄傲。之所以这样要求，是因为赵武灵王深知游牧者的骑射优势，来源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唯有在文化上接受学习对象，这场改革才能够彻底。
事实证明，这次彻底改革让赵国成长为了战国一流军事强国。
公元前251年，赵国输掉了无法展现其骑兵优势的长平之战，40万赵军被坑杀。即便放在一个大一统王朝身上，这种程度的损失也足以元气大伤。然而当9年后燕国乘赵国遗孤还未成人之机，以两千辆战车为主力攻赵时，却仍然被廉颇率领的赵军击败，燕军主将不是被杀就是被俘。
燕国的这次乘火打劫在战略上是可以理解的。胡服骑射之前，赵燕两国并不是河北平原唯一的存在，两国之间还有一个由东迁白狄建立的中山国。赵武灵王改革的第一个收获，就是灭掉了这个融入华夏的戎狄政权。这使得赵国得以在西、南两面，对燕国呈半包围之势，并让后者感觉到巨大压力。
低估胡服骑射改革对赵国的影响，是燕军犯的最大错误。事实上在这场战争中被俘的燕军将领乐闲（乐毅的儿子），战前就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在他看来赵国已经（像胡人）那样全民皆兵，即便是以五倍的兵力进攻也无法取胜。只不过最终做决定的，是轻敌的燕王。
如果赵武灵王的功绩只停留在军事改革层面，或者说战胜几个战国诸侯，那么他的历史地位并不会那么高。将河套平原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并修筑阴山长城才是赵武灵王留给后世最为宝贵的遗产。
黄河在由青藏高原奔涌而下后，受贺兰山、阴山、吕梁山、秦岭等山脉的阻挡，在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相接之地弯成了一个“几”字形。几字弯内部又分为两部分，西北归属蒙古高原的部分名称为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则是隶属黄土高原的陇东、陕北两片高原。
由于降水稀少，鄂尔多斯高原在历史上一直无法开展农耕。倘若从植被属性看，更应该被称之为“鄂尔多斯草原”。由于处在黄河之南，这片倒梯形的草原在秦汉时期又被称之为“河南地”。
虽然因缺水而只能呈现干草原地貌，甚至还有部分地区生成有沙漠，但鄂尔多斯高原的西、北两侧倒是有几片低洼的平原，由于能得到黄河水的浸润而水草丰美。这些被统称为“河套平原”的土地一共分为三部分，具体包括鄂尔多斯高原北部与阴山之间的前套平原、后套平原；西侧与贺山兰一起造就的西套平原。
狭义的河套平原仅指今属内蒙古自治区的前、后套平原，西套平原则自成一体。造成这种差异的最重要原因，在于西套平原更偏南的位置，使之一直能稳定保持农耕所需要的积温。这使得自中原王朝扩张至西套平原后，这片土地便以宜耕而著称，所谓“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俗语，指的便是西套平原。今天亦以此建制了飞地般存在的宁夏自治区。
地球表面的温暖一直在温暖期和寒冷期之间切换。根据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研究，中国在5000年文明史中先后出现过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阴山正处在农牧分割线的边缘，阴山北麓倒是因为气候寒冷而一直稳定属于草原地带，而位于阴山之南的河套平原，是否能够农耕却会因为温度的变化而摇摆不定。
这一特点使得自赵武灵王将控制线延伸至河套平原以来，其归属就成为了影响中国政局走向的关键。从蒙古高原游牧者的角度来说，首先无论整体温度如何变化，即不缺水又纬度较低的河套平原，都是他们心目中最肥美的草原。著名的北朝民歌《敕勒歌》就是北魏期间游牧于此的丁零人，用来前套平原水草丰美的歌谣。
其次是前套平原地接黄土高原的位置。前套平原东接山西高原最北部的大同盆地、南连陕西最北部的陕北高原。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者可以将这片“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当作入侵山西、陕西的跳板。映射在当下的行政格局中，则体现为前套平原成为了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两个城市，呼和浩特与包头的所在地。
反之如果是中原政权能够控制前套平原，便相当于抽走了游牧者南下的跳板，无论是山西还是陕西的安全都可以得到保障。只不过要做到这点，除了需要正好处在温暖期以外，还需要面对一个结构性风险，那就是河套平原北边是阴山草原、南边是鄂尔多斯草原，属于一个腹背受敌的突出部。
尽管前套平原的归属决定着长安城的命运，但能否控制它却要看山西人的表现。作为一个自成一体的高原板块，山西在地形上表现为5+1结构，由北至南如珍珠链般串连着：大同、忻州、太原、临汾、运城五大盆地，东南部还生成有一个因爆发长平之战，而闻名天下的上党高地。
这五个盆地又可以分为三个区间，西南的临汾与运河盆地又被合称为“河东”地区，是当年晋国的起家之地；中部以晋阳城（今山西省会太原）为纽带连接在一起的忻州、太原盆地，在春秋时被称之为 “大原”，意指戎狄游牧的大平原。“大”与“太”相通，大原也就是太原。日后秦汉在此建制的“太原郡”便是以这大原地区为核心。至于大同盆地所在的区间，则可被称之为“雁北地区”。
山西中南部各盆地之间，都有天然河谷通道相连，唯有雁北地区南部横亘有一条完整的东西向山脉。由于北岳恒山正位于这条山脉之上，因此这条山脉的在地理上被称之为“恒山山脉”。明朝在中期转入战略防御阶段之后，于嘉靖年间在恒山山脉上构筑了以雁门关为核心的内长城防线，雁北之名便由此而来。
三家分晋后，赵国通过将河东地区的城邑交换给韩、魏两国的做法，得到了大原地区的独占权，并因此得以将雁北地区视为自己的扩张方向。
春秋时期控制雁北地区的诸侯，是一个被认为在商朝时就已经存在的诸侯国——代国。公元前5世纪中，赵国的奠基人赵襄子用计谋吞并代国，算是使得雁北地区在名义上成为了赵国的领地。代国的都城“代王城”，则成为了赵国争压雁北地区的政治中心。这一历史使得在中国历史上，雁北地区的在地缘政治上长期被称之为“代地”。
由于地处阴山、燕山、吕梁山、太行山四大山脉交汇之地，雁北地区除大同盆地以外，还形成有有一系列小型盆地。今天雁北的这些盆地分别由内蒙、山西、河北三省区所分据，单从这点亦能看出其地缘政治结构的复杂性。像代王城所在的蔚县，当下就属于河北。
更为致命的是，游牧者可以从河套平原和阴山草原两个方向入侵雁北地区，并据此威胁山西中部及河北北部。正因为无法在战争中，将那些弓马娴熟的游牧者赶出雁北地区，赵武灵王才不得不开启胡服骑射改革。明朝才不得不在恒山山脉之上，再造一道内长城。
最终在征服游牧于雁北地区的楼烦，及以河套平原为牧场的林胡之后，赵武灵王在这片位于阴山与恒山之间的土地上设置了三个郡。包括雁北地区东部的“代郡”（今大部属河北），西部以大同盆地为核心的“雁门郡”（今大部属山西），以及覆盖河套平原“云中郡”（今属内蒙古）。
同时为了阻止游牧者再次觊觎这片土地，赵国还沿着整个阴山山脊修筑长城，并向东一直延伸至燕山西麓。在此后的历史中，阴山长城及其所护卫的河套、雁北两地区的得失，亦成为了一个大一统王朝是否兴盛的标志。要是游牧者与中原王朝分据河套平原与雁北地区，那么这个中原王朝还可以做到守成保业；要是连雁北地区都被游牧者占据，那接下来中原的主人到底是谁可就不好说了。
长城的修建虽然为中原政权增加了安全感，反过却也迫使游牧者不得不联合起来，组建更大的部落联盟。伴随着赵长城的修建，匈奴开始成长为阴山以北游牧者的整合者，并最终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草原帝国。
头曼与冒顿这两代匈奴单于的经历，可以证明长城在这当中起了多么大的作用。
单于是匈奴人对于君主的称呼，头曼单于被认为是其第一代单于。公元前3世纪中，已经将匈奴诸部联合在一起的头曼单于，将王庭置于阴山北麓（头曼城）并不断对侵扰赵国边境。当时的匈奴还没有成长为塞外草原唯一的统治者，但已经是所有游牧者中实力最强大的一支。史书记载，在与赵国名将李牧的拉锯战中，后者最终“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使得“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在李牧所率领的边军不得不回援邯郸，并在与秦军的战争中消耗殆尽后，匈奴人终于得到了由三个河套平原，以及鄂尔多斯高原组成的河套地区。只是这样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太长，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旋即派大将蒙恬领军三十万北逐匈奴。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秦始皇不仅下令将燕、赵两国建于燕山北麓及阴山之上的长线连成一线，更溯黄河而上修建新的长城，将整个河套地区完整的置于了长城之内。
历史性的转机出现在公元前209年。这一年头曼单于的太子冒顿，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上位成为了新一代的单于。
司马迁的记录让后人得以知晓整个过程。由于担心同父异母的弟弟，会因为父亲的喜爱而成为新继承人。冒顿着手打造了一支令行禁止的近卫军。一支射出去会发出哨声的“鸣镝”成为了指挥这支军队的秘密武器。冒顿下令不管他的响箭射向何方，部下都必须跟随。
在先后用自己的战马、妻子测试，并且杀掉犹豫者之后，冒顿将最后的测试目标对准了父亲的战马，这一次他得到了满意的答案，于是当冒顿的响箭射向真正的目标时，头曼单于转瞬便被射成了刺猬。
纪律性是缔造一支强大军队的关键，而在生性散漫的游牧群体中，纪律却又是件稀缺品。冒顿成功标志着蒙古高原的骑射者们，开始变成一支军队。为了打造真正的草原帝国，冒顿在成为新单于之后，将匈奴各部依地域分为了左、中、右三个部分，自己亲自统率的部落居于中部。东部草原以左贤王为首，西部草原以右贤王为首。下设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各级官员。
除此之外，匈奴各部还被重新编组为二十四个万人队（号称“万骑”），这些数量由数千至上万的万人队，构成了匈奴帝国的基本军事架构。
无论是左右官制还是“万骑”军制的设置，目的都在于打破原有的部落藩篱，使得匈奴内部的调度更有序。这也使得此时的匈奴不再是一个部落联盟，而成为了一个结构完整的帝国体。
历史性的机遇，帮助冒顿第一代草原帝国的创建者。冒顿弑父上位的这一年正是秦始皇病逝，秦国开始陷入崩溃的时间点。中原乱局使得秦始皇执政时期迁徙至河套地区的军民纷纷逃回内地。借机夺取河套地区，很快便帮助冒顿在匈奴各部树立威信。
此后在冒顿的领导下，匈奴吞并了整个蒙古草原之上，那些原本还未臣服于匈奴的游牧者。包括漠北的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部落，以及仍游牧于漠南的楼烦等部。尤其是击败了在高原东部，一直与匈奴呈并立状态的东胡，迫使后者的残余势力不得不退入大兴安岭。
所有的这一切都赶在了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让天下重归一统之前完成。于是当刘邦准备重新恢复对阴山长城的控制权时，匈奴已经成长为一个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庞大草原帝国。这使得匈奴帝国不仅能够完全控制河套地区，更深入山西将兵锋指向晋阳城。
为了恢复阴山防线，刘邦决定亲率汉军主力北上。然而这次北伐却让刘邦本人，被冒顿的军队围困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之外的白登山。好在冒顿单于并没有入主中原的想法，用其本人的话来说，他的目标只是“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也就是让所有游牧者都置于匈奴的管理之下。
反观汉朝这边，这场险些让刘邦丧命的“白登之围”，同样让刘邦和他的继承者们都意识到，汉朝需要时间来恢复国力。为此在说服冒顿撤军之后，刘邦当即派遣使者前往匈奴，以和亲的方式缔结和平条约。此后一直到汉武帝登基之初的长达60余年时间里，和亲以及每年向匈奴输送粮食、布匹等物资，成为了汉朝换取和平的手段。
问题在于，双方虽然达成了“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的基本原则，匈奴人却并不是总能压抑住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冲动。比如公元前166年，匈奴就动用了十四万大军入侵陇东。这种情况导致汉朝始终在积蓄反击匈奴的力量。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在大同盆地南部重镇马邑（今山西朔州），策划了诱歼匈奴主力的“马邑之围”。虽因计划泄露而未成功，却拉开了两汉对匈奴全面反攻的序幕。
匈奴之所以没有生出入主中原的想法，最重要原因在于深知自己的战斗力源自于草原生活，一旦移风易俗贪恋汉地的生活方式，最终必然会失去自我。不时破坏和平，入塞劫掠的做法，本质也是为了保持狼性。在后来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中，这种心理亦一直在影响那些五胡出身君主们的决策。
从与汉朝的关系来说，控制与黄土高原全线接壤的河套之地，并以此来逼迫汉朝定期用物资换和平，匈奴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相比之下，匈奴的统治者更愿意朝将“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的战略目标努力。就这一目标来说，已经能够完整统治蒙古高原的匈奴，还有广阔的扩张空间。
先来了解一下欧亚草原的结构，就能够知道匈奴人在草原上的空间还有多大。作为地球表面最大的草原，东西延绵超过6000公里的欧亚草原内部被分为三大板块，包括：西侧的位于东欧平原南部的“东欧草原”，这部分草原的西部当下为乌克兰所有，东部为俄罗斯所有；中部位于中亚地区的“中亚草原”，这部分草原的西部当下为哈萨克斯坦所有，东部则位于新疆北部的北疆地区。最东部的蒙古草原则由蒙古国及中国的内蒙古地区组成。尽管被划给了亚洲，但中亚草原与东欧草原在早期的历史关系却更为紧密。东欧平原的平均海拔约为170米，中亚草原的平均海拔也只在500米上下，二者之间并无高大山脉阻隔。相比之下，蒙古高原的平均海拔则达到了1500米左右，与中亚草原的地理分割线阿尔泰山，山脊高度更是超过了3000米。
更为相似的地理环境，加上东欧游牧者马匹驯服者的先发优势，使得发端于此的斯基泰系游牧部落，在匈奴帝国崛起之前已经覆盖了中亚草原。通俗点讲，就是此时的东欧、中亚草原的游牧者在种族属性上都属于白种人。
在中国的史书记录中，游牧于中亚草原的这些斯基泰游牧者被称之为“塞人”。事实上，即便是中亚南部（包括中国的南疆地区）的绿洲农业区，在更早的历史时期也已经被来自欧洲的迁徙者所覆盖。以至于现在前往中亚地区的旅行者，还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一地区居民的白种人基因，哪怕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无数次被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者征服
至于匈奴人的种族属性，虽然历来多少有点争议，但无论是历史记录还是考古发现都足以证明他们原本的黄种人属性。从历史记录的角度来说，最直接的证据来自于司马迁的记录。为了给日后的融合奠定基础，司马迁在史记中为许多先秦四夷民族，设定了与华夏族“同源异流”的出身，匈奴人的血统被认定为源出夏朝王族。
这意味着无论司马迁的认证是否有政治意图，这一设定都足以证明当时的匈奴人在种族上必定为黄种人无疑。
在汉武帝展开战略反击之前，匈奴已经做到将控制线延伸至阿尔泰山以南的新疆地区，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民族迁徙。此后在汉朝的连续攻击之下，匈奴于西汉末年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其中北匈奴在汉朝与南匈奴的联合打击下，西迁至中亚草原，并最终在陈汤所率领的汉军攻击下覆灭。原来的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也就是王昭君和亲的对象），则在汉朝的支持下成为了整个塞外草原的统治者。
类似事件在东汉时期又再次上演。不同之处在于，东汉时期再次分裂生成南匈奴，于公元50年被汉光武帝刘秀内迁至河套地区，成为了接受汉朝和长城保护的“属国”；选择继续对抗的东汉北匈奴，则在汉军的连续打击下于公元91年西迁中亚。在后来的历史中，部分西迁中亚的北匈奴，开始逆着斯基泰人当年的迁徙路线进入东欧草原，并在公元4世纪中成长为触发罗马帝国崩溃的“匈人帝国”。
鉴于整个蒙古草原，除了河套平原有农耕潜力之外，都是无法耕种的荒漠和草原。即便汉军在两汉时期多次深入匈奴腹地取得胜利，也始终无法直接占领阴山长城以外的蒙古草原。于是在北匈奴远循中亚、南匈奴入塞河套之后，东胡后裔属性的鲜卑人迅速走出大兴安岭，填补了匈奴人留下的真空。
南迁匈奴入塞的做法并非始于汉光武帝，早在霍去病征服河西走廊时，归降的四万休屠王和浑邪王部，就被汉武帝安置于河套地区。东汉无论从做法还是安置地的选择，都沿袭于西汉。
史记中将内迁河西匈奴事件称之为“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属国是两汉为安置内行民族设置的特别行政区，“五郡”则指的是云中郡、五原郡、朔方郡、北地郡，上郡。其中云中、五原、朔方三郡的核心区，位于可以农耕的河套平原；北地郡负责陇东高原和西套平原的防务，上郡则对应陕北高原。
由于身处河套腹地鄂尔多斯草原没有农耕价值，当时是被这五个郡分割管理的。而这片被秦长城圈入塞内的“河南地”，就是内迁匈奴的安置地。这意味着管理那些归降匈奴人的任务可以由五个郡来分担，由此也有了匈奴五属国的说法。在东汉内迁南匈奴之后，匈奴人在河套地区的标签又从五属国变成了南匈奴。
不管是叫匈奴五属国还是南匈奴，两汉时期在地理上都可以被称之为“河套匈奴”。不过这些操作降低河套匈奴带来的风险，但这种做法始终是让这些游牧者进入了长城以内。如果这些匈奴人叛乱的话，甚至有机会南下直接攻击长安。
好在战国时期的秦昭襄王为防匈奴南下，已经在鄂尔多斯高原与陕北、陇东交界之地，修筑过一条长城。这条大略沿内蒙与陕西、甘肃两省交界处延伸的战国秦长城，就是司马迁文中所说的“故塞”。这意味着内迁匈奴在河南地的自治区，被秦始皇和秦昭襄王两代君主所修筑的秦长城，完美的包围了起来。
在接受汉朝保护的同时，内迁匈奴所承担的义务，主要是在两汉发动内外战争时时提供骑兵。应该说在五郡和内外两条长城的约束下，内迁匈奴与汉朝的关系还是比较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都将自己视为了汉朝的子民。
所有的一切，都因为东汉末年的那场乱局发生了变化。公元187年，为了平定河北的叛乱，汉灵帝要求当时的南匈奴羌渠单于出兵配合平叛。羌渠单于的太子、左贤王於于罗遂领命出征。然而由于担心会被一直征调参战，留在河套的南匈奴各部在此后发动叛乱，攻杀羌渠单于另立单于。由于请求汉朝出兵夺回单于之位未果后，於夫罗率领的这去东征的南匈奴被迫滞留山西，并在之后卷入了一系列内战，并在曹操与袁绍的战争中选择加入袁绍阵营。
在战胜袁绍统一北方之后，这些卷入中原内战的南匈奴成为了曹操的属下。公元前216年，曹操决定仿效汉武帝，将内附的南匈奴分为五部分，合称“匈奴五部”。问题在于此时的曹魏并无力恢复在河套地区的统治，即便是雁北地区也有一半的土地为南下的鲜卑人所控。以平城、马邑这两个控守大同盆地的雁北重镇来说，曹魏能够做到的只能是控制马邑，平城属于鲜卑人的领地，并在后来成为了北魏的都城。
在鲜卑人已经控制半个雁北地区的情况下，将匈奴人安置于这一地区的想法显然是不合适的。毕竟内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切断这些异族与塞外游牧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况下，当年赵国起家的那片“大原之地”，也就是以晋阳为中心的太原、忻州两盆地，退而求其次的成为了曹魏匈奴五部的安置地。
史书的记录中，五部匈奴总计约三万户，被分别安置于山西汾阳、祁县、隰县、忻州、文水县。五部中除南部匈奴的安置点以外，均位于秦汉时期设置的“太原郡”范围内，且由驻于晋阳城的“匈奴中郎将”节制。这意味着虽然都是内迁，但两汉时期的“河套匈奴”在曹魏时却变化成了“太原匈奴”。
当年在阴山脚下与赵军鏖战的头曼单于应该也没有想到，自己所图的无非是河套那片气息稍暖的草原，400年后自己的子孙却以这种出乎意外的方式，内迁成为了“赵国人”。
三家归晋之后，重新统一天下的西晋王朝，并没有对曹魏在山西留下的地缘政治遗产作出调整。不仅以平城为中心的半个雁北地区仍在鲜卑手中，匈奴各部落散居于太原的格局也依然保留了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内迁匈奴在西晋时期更进一步向晋东南的上党高地扩散。
这些迁入上党高地的匈奴人，就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建立者“羯族”。《晋书》曾经对两汉魏晋时期，内迁入塞的匈奴部落做过一个统治。统计下来的结果是内迁匈奴共分为十九种，包括：屠各、鲜支、寇头、乌谭、赤勒、捍蛭、黑狼、赤沙、郁鞞种、萎莎、秃童、勃蔑、羌渠、贺赖、钟跂、大楼、雍屈、真树、力羯。
这其中身份最高的是源出休屠王部的屠各部，内迁匈奴的单于之位均在此传承。相比之下，源出羌渠部的羯族的身份是最为低下的。严格来说“羯”并不是一个部落或者民族名称，而是类似蛮、狄一类的贬称。其原意为好斗的公羊，当时则用来形容那些明显带有白种人体貌特征，看起来长相凶狠的匈奴人。
过往在中亚的扩张史，使得匈奴体系中不可避免的吸收了部分源出斯基泰人的成分。其中跟随南匈奴内附的部分，便形成了五胡之乱中的羯族。以“羯”来贴标签的做法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结束之后。比如唐朝时就会将从西域征召而来的，那些明显带有异族血统的战士称之为“拓羯”。
即便是在蒙古草原上，拓羯们的白种人特点也让他们很难跻身核心圈。唐朝名将阿史那思摩的遭遇，可以证明这种影响有多大。这位出身突厥王族阿史那氏的草原贵族，由于在外貌在长相上过于像胡人，而被他的父亲处罗可汗怀疑血统有问题，并因此一直不愿意将军权和汗位传给他。
随着匈奴民族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彻底消亡，原本为匈奴自称的“胡”字，在隋唐时演化为了中亚西域那些曾被北匈奴影响过的民族代称，而这些民族的共同特征便是高鼻深目。这意味着阿史那思摩那之所以被怀疑血统不纯，就是因为他的白种人长相。
草原上的情况尚且如此，当年跟随匈奴内迁至太原的那些异族长相部落，会遭遇什么样的歧视更是可想而知了。在魏晋匈奴各部均以太原地区为聚落地的情况下，羯人们的聚落地却被排挤地理条件更差的上党高地，同样能说明种族歧视现象的存在。
文化差异尚可隐藏，种族差异却是一望便知。于是羯人们抱团取暖，形成新的民族认同便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毕竟就算他们不主动做这件事，周边的人也会自行将之自行识别为一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