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4年7月14日)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历经“贞观之治”、“永徽之治”、“武周之治”，唐朝在玄宗开元年间呈现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一代名相王安石在晚年曾表示，想在开元盛世做个纨绔子弟，斗鸡走犬过一生。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在泰山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封禅大典，向上天汇报自己的丰功伟绩。从秦代至封建帝制退出历史舞台，只有九位帝王到泰山封禅，玄宗即为其一。

躺在功劳簿上的玄宗自我感觉良好，耽于享乐。在张说、张九龄等名相先后退出政坛后，大唐王朝威震四海的光芒逐渐黯淡。长安城头的夕阳，带着历史的叹息隐入了尘埃。君主昏庸，名臣归隐。庙堂之上，朽木为官。

阊阖千门万户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

玄宗甚至一度有将边事付之诸将、朝事付之宰相的“躺平”心态，在高力士的劝说下才打消念头。说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大唐帝王中，玄宗是最为合适的典型样本。历经血腥宫廷权斗的他在即位前二十年选贤任能、励精图治，后二十年则耽于享乐，过上了15度“侧躺”的“佛系”生涯。他亲手开创了“开元之治”，也亲手拉开了“国都六陷、天子九迁”的黑色序幕，为大唐王朝敲响了第一声丧钟。

山雨欲来风满楼，“天宝中衰”的阴魂隐约浮现。玄宗在开元年间设节度使制度，形成内轻外重、弱干强枝的军事局面。节度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几乎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安禄山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拥兵二十万，而中央兵力不足十三万。

玄宗在选拔宰相时不再以江山社稷为重，而是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品行卑劣但擅于迎合上意的人。俗语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身负“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之责的宰相应该有容人之长，而“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妒贤嫉能，毫无雅量。他认为文臣出将入相，会威胁到自己的权势地位，便建议玄宗重用蕃将。这直接导致安禄山的势力得以发展壮大。为了一己之私，他不惜赌上帝国的命运。继任宰相的杨国忠，靠裙带关系平步青云，热衷于为帝王敛财。他与安禄山不睦，屡次挑起事端，这也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

也有人认为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是杨贵妃。帝妃间的情缘纠葛，当然不会是白居易笔下“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的纯真爱情故事。但是，将“红颜祸水”的帽子扣在杨贵妃身上，也是有失公允的。利之所在，损之所归。帝王口含天宪，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应该承受责任归咎。鲁迅曾说过，“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绝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

安禄山性格狡黠，工于心计。他认小自己十几岁的杨贵妃为义母，杨贵妃还特意办了一个热热闹闹的“洗儿”礼。年近半百的安禄山裹着锦绣襁褓，被人用彩车抬着在皇宫内游玩。

他出乖露丑，只为博帝王的宠妃一笑。他将自己的人格作践到极致，玄宗对他的宠信也就发展到极致。政坛上的投机客，向来做的都是四两拨千斤的生意。他自轻自贱造成的心理损失，必然要在将来的某个时期索取高额补偿。他所要博取的，不只是功名利禄，而是万里江山、千秋运祚。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纠集十五万人马，以奉秘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

玄宗接到安禄山起兵的军情报告，第一反应居然是不相信：忠心耿耿、憨厚朴实的“禄儿”怎么会谋反呢？直到接二连三地接到报告，他才相信了事实，却昏招迭出。他听信谗言斩杀了名将封常清、高仙芝，又逼着哥舒翰出关作战，导致“三秦锁钥”潼关失陷。

安禄山起兵后，一路摧枯拉朽，仅三十多天就攻陷了东都洛阳。天宝十五载（756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登基，建立大燕政权。安禄山欣喜地听着一份份捷报，很疑惑杨国忠的头颅怎么还没被送来。

立下赫赫战功的军事天才唐太宗若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据唐朝笔记小说记载，“潼关之战，禄山将崔乾祐领白旗军左右驰突，又见黄旗军数百队。”黄旗军与乾祐部队相斗，然后不知所踪。昭陵（唐太宗陵墓）守陵人上报，当天灵宫的石人马流了汗。这大概就是“唐太宗的棺材板按不住了”的文言文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