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家中去世，享年100岁。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数十年来，基辛格对中国进行了上百次访问。今年7月，刚刚度过百岁生日的基辛格“突访”中国。
基辛格咨询公司官网发文进行悼念，回顾了他一生的经历和成就。悼文中，和“China”相关的内容多达11处。
一、从学术界到政界，一炮而红
基辛格1923年生于德国，为犹太人后裔，1938年因不堪纳粹对犹太人迫害，全家迁居英国，同年转到美国，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
二战期间，基辛格曾在美国陆军中服役，战后在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1952年基辛格获文学硕士，195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步入政坛之前，基辛格专注于学术，他曾任哈佛大学国防研究班执行主任、防务研究计划主任、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等要职，经验丰富。
在1957年出版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基辛格首次提出了有限战争的理论，从而使他在学术界和对外政策研究领域一炮而红。
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中，基辛格曾担任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顾问，但是后来尼克松却战胜了洛克菲勒，并最终赢得了大选。
竞选中，尼克松看中了基辛格的外交才能，他决定聘请基辛格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就这样，1969年1月，基辛格离开哈佛校园到华盛顿走马上任，实现了由学术界到政界的转变。
二、影响美外交政策的重磅人物
从政之后，在1969到1974年，基辛格任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
这期间，1973年9月22日，时年50岁的基辛格正式就任美国国务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原籍非美国人的国务卿，和第一个兼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国务卿。
在尼克松和福特总统任职期间，亨利•基辛格一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要职，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在任职期间，他推行“均势外交”，对当时的苏联实行缓和政策；并在中东问题上始创“穿梭外交”。
在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基辛格于1971年7月9日秘密访华，为中美建立外交奠定了良好基础。1972年2月，基辛格陪同尼克松总统访华。
基辛格还是结束越战谈判中的美方主要人物。1973年1月，他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
1977年，基辛格退出政府任职，当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福特授予基辛格总统自由勋章，并称赞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此后，基辛格还在乔治敦大学任客座教授，兼任全国广播公司顾问、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分析员、美国—中国协会主席等职。
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在普通中国民众当中，提起美国政治人物，基辛格是一个具有高认知度的名字。这位与中国打了40多年交道的“中国通”，被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71年7月9日，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特使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执行代号为“波罗一号”的秘密访问。
当时，由于此次访问全程保密，基辛格悄悄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转道北京。
1971年7月9日12点15分，基辛格等人乘坐的飞机准时降落在南苑机场。
基辛格在北京逗留了48小时，周恩来同他举行了6次共计17小时的会谈，双方就台湾问题和尼克松访华时间安排等，进行了友好磋商。
周恩来会见基辛格。
1971年7月11日中午，基辛格离开北京。4天后，尼克松总统突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对美国观众说：“我派遣基辛格在最近的世界之行中前往北京，以便同周恩来总理会谈。我现在宣读的公告，将同时在北京和美国发表。”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在北京，停留了不到48小时的基辛格与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展开会谈。这次秘密会谈，奠定了中美两国进一步交流沟通的基础。
这个被美国报界称作“尼克松震撼”的公告令全世界目瞪口呆。一位美国总统就要访问中国，这在中美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
1972年2月，基辛格陪同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访华，两国随后发布了《上海公报》，宣布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
作为中美关系大门打开的推动者，基辛格在中美关系“破冰”中发挥的作用，中国人民当然不会忘记。
1972年2月21日，基辛格陪同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迎来标志性的重大时刻。
基辛格曾表示，第一次访问中国后，他此后已有100多次踏上这片土地，“每次都会有新的收获”。
2023年7月，刚过百岁生日的基辛格再次访华，这是他最后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多年来，基辛格关注中国，自称专长是“认识中国的每一代领导人”，并对“中国思想和中国人民有浓厚的兴趣”。正是基于这种了解，他重视美中经贸关系的积极作用。
熟悉中国的基辛格，在88岁高龄时出版了《论中国》一书，试图从历史的角度理解中国，包括理解美中经贸交往的漫长历史。
基辛格不止一次强调，美中合作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他表示，“期待美中两国都确认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世界秩序”，双方应把友好与合作作为共同目标，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
基辛格在美国外交史上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更是中美关系一路走来的历史见证者。如今，这位老人走完了他将近百年的风雨人生，从此，外交界又少了一位传奇人物。一个时代，也随他的离去而逐渐远行。
四、以“知华”打动新一代中国人
基辛格打动新一代中国人的是他的“知华”。其著作《论中国》是中国几乎所有研究国际关系学者、学生的必读书目，《纽约书评》称此书表现出“一个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毫不掩饰的认可。”
基辛格在书中记录了他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他用厚达600多页的大部头试图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决策机制。他用世界视角、国际眼光告诉世人：当今平衡全球力量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应该如何相处，美国又应该做出哪些改变。
不久前，基辛格又专门为《论中国》一书中文版出版10周年作序。新序篇幅不长，浓缩了这些年来他对中美关系方向的思考。基辛格先生直言不讳指出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异和分歧，再次表达了对中美关系走向的深深忧虑。
与此同时，他特别强调指出，在核武器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科技时代，两者都不缺的中美两国必须竭力避免一场代价高昂的冲突，求同存异才是中美交往的正道。
基辛格推动历届美国政府奉行积极对华政策，致力于中美关系发展成为他外交生涯中最华丽的篇章之一。
2015年基辛格访华时，发生了一个颇有意思的小插曲。因舟车劳顿，92岁的基辛格在座谈会上当众打起瞌睡，助手见状只好打圆场说：“你们刚才提的问题太缓和，尖锐的问题才能刺激基辛格博士。”
身在现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想了想，向基辛格发问：“1972年2月21日，您随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还记得你们的车队有多少辆车吗？”
基辛格立马睁开了惺忪的双眼，答道：“大概30或40辆？”金一南回答：“不对，107辆。”因为那天，还是北京某厂学徒工的金一南，被尼克松的车队挡住了上班的去路，他在停下的公交车上与乘客们一起大声数出了车队的汽车数量。
他打趣道：“我上班从未迟到，就那天迟到了。”全场哄堂大笑，基辛格也变得精神抖擞了。茶歇后，基辛格对着金一南的方向鞠了一躬，说：“现在，我为43年前那次耽误你上班，正式向你道歉。”
五、希望中美两国永远不要兵戎相见
2005年5月，基辛格在访华期间，想参观一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连队，有人向他推荐了“杨根思连”。
1950年11月，杨根思所在部队入朝作战。在长津湖战役中，担任连长的杨根思率领一个排坚守下碣隅里外围的小高岭阵地，顽强阻击了美军一次又一次进攻。最后，他抱着仅有的一个炸药包，与蜂拥而上的敌人同归于尽。
基辛格在连队认真听完介绍后，沉思良久，写下留言“希望中美两国永远不要兵戎相见”。
六、美媒：他是美国最著名的外交官
美国《政客》杂志称，基辛格逝世，享年100岁。他是美国最著名的外交官。
《华盛顿邮报》称，基辛格是一位学者、政治家和著名外交官，在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和福特（Gerald Ford）两任总统执政期间，对美国外交政策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作为顾问和作家，提出了影响全球政治和商业的观点。
《纽约时报》称，很少有外交官像基辛格那样，既受到赞扬，又受到如此猛烈的抨击。他被认为是二战后最有权势的美国国务卿，时而被称赞为一个极端现实主义者，重塑外交以反映美国的利益，时而被谴责为放弃了美国的价值观，因为他认为这样做符合美国的目的。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基辛格年轻时逃离纳粹德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最具争议的外交政策人物之一。
报道称，基辛格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代名词。他因帮助安排结束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军事介入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因帮助中美改善关系受到赞誉。
七、习近平就基辛格逝世向美国总统拜登致唁电
11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逝世向美国总统拜登致唁电。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个人的名义，对基辛格博士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其家人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亨利·基辛格博士是世界著名战略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好朋友。
半个世纪前，他以卓越的战略眼光，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既造福了两国，也改变了世界。他把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作为毕生追求。
基辛格的名字将永远和中美关系联系在一起。基辛格博士将永远被中国人民铭记和怀念。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人民友好事业传承下去，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基辛格接受了前助手、美国外交官温斯顿·洛德的数次采访，对谈内容辑成《基辛格谈基辛格》一书。
基辛格称此书是他“唯一的口述历史”，下文即摘自该书。
1、“我们要努力实现与中国的对话”
Q：基辛格博士，您在世界舞台上，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经验都极为丰富。基本上，几十年来，您结识了美国和国外的每一位主要领导人、政治家和外交家。您见过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回首过去，您认为最重要的领导力是什么？
A：人们首先要问的是，领导者应该做什么？任何领导者都面临一系列因时势的发展而出现的实际问题，我称之为战术层面的问题。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把他的社会从原来所处的局面带到未曾有过的局面。这是对领导力的挑战，将不断出现的特定情况变成对未来的憧憬。
就第一项任务而言，它部分取决于社会的内部结构，部分取决于某种战术技巧。
在领导力方面，最需要的素质是品格和勇气。需要品格，是因为真正棘手的决策是 51∶49。平淡无奇的决策是在官僚主义的考虑过程中做出来的。但是，当处于危急关头，这意味着你决定要走的是某一条路，而不是另一条路。因此，你需要依赖道义的力量来做出决策，就本身而言，在做这个决策时，你几乎不可能拥有多数支持，因为你面对的是不熟悉的领域。你需要单打独斗的勇气走完这段路。
基辛格1975年12月1日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毛泽东握手。（图/维基百科）
Q：尼克松政府和您本人最著名的事是向中国开放。尼克松在当选的前一年就对这一点做出了预言，他在为《外交事务》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应该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您进入政府任职时也是这么想的吗？
A：碰巧的是，我们俩在进入那届政府时，都认为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尼克松的想法主要是关注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中的一部分所蕴含的重要政治意义。
我一直在考虑以中国来制衡苏联的方法。尼克松则认为，如果建立一个国际体系，中国必须参与其中。这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正是我们过去的亲身经历。我们俩很早就决定，我们要努力实现与中国的对话。
Q：您去中国，接着尼克松去中国时，知道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吗？
A：知道。我们知道这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之一。但是，我秘密去中国时，我们并不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因为我们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只是双方都表明自己的观点。
2、外交，作为一项大战略
Q：我想我们现在要谈谈外交了。关于如何从事外交，您会给今天的领导人留下什么样的关键原则呢？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您和尼克松在你们想要阻止或鼓励发生的事情上向前看了几步，但其他一些关键原则是什么呢？包括谈判。
A：我们并没有带着精确的谈判理论进入政府，但我想说的是：第一，我们总是带着一个问题开始每一次外交努力：“我们在这里想要做什么？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试着不纠结于谈判的所有技术细节。我们总是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想要去实现的东西。我们努力为自己制定某些原则，写下许多文件，阐明我们要在这里做些什么事，并对这些事进行回顾。在越南问题上也是如此，我们很早就制定了分别处理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的战略，强调政治问题应当由越南人自己去解决，而由我们来处理军事问题。
撇开这样做的优点不说，它很好地以这种方式达到目的，这一协议也反映了这种设计。随后，由于美国国内局势动荡，我们没有维持协议。
中国的问题也是如此。总的来说，我应当说，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是以“我们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个问题开始的，这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在非常明确的意义上也是如此。
基辛格与毛泽东、周恩来在磋商中美关系正常化。（图/维基百科）
Q：在秘密旅行以及随后的旅行中，您多次与周恩来会谈，几小时接几小时地和他探讨大局远景。与周恩来一起工作同后来与毛泽东一起工作有何不同？他们的方法有什么不同？
A：周恩来是一个极具智慧和个人魅力的人。他在非凡的知识和非凡的耐心框架下进行谈判，从来没有企图宣称要维护力量的相对平衡。有时他非常强硬，但他在这些阶段中是在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框架内进行谈判，表明我们都是认真的人，都决定朝着某个方向前进，我们将设法找到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途径。因此，他会捡起一些小事——如果我们这方有人生病了，或者在以前有过某种联系——他总是想方设法去提及。但他从来没有想要去讨好某个人。
毛泽东是革命奉献的化身。他身上有支配一切的气势。就像在舞台上，一个伟大的演员在三十秒之内就吸引了观众。毛泽东并没有特别想说服你，他说的是格言。他几乎总是以一个问题开始谈话。与大多数政治家不同，他没有说：“我要说五点。”他会说：“你在考虑什么……”然后他会带你进入下一步，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来回答，然而在对话的不同阶段会被他冷嘲热讽的评论打断，这些评论传达出“不要试图愚弄这个研究人类弱点的专家”。
他的经典回应之一是：“你们美国人让我想起燕子，它们在暴风雨来临时飞到空中，挥动翅膀。但是，教授，你和我都知道，挥动翅膀并不会影响暴风雨的到来。”或者你告诉他一些有关谈判的事，然后他就脱口而出“慕尼黑……”，但这一切都是彬彬有礼地说出来的。他流露出知道世界将走向何方的信念，而你必须适应那个框架。
3、“我一直努力在做的，
是以长远的眼光看问题”
Q：我们已经用了四十年来反思尼克松总统的外交政策。回头看看，您今天怎么看待这份遗产？
A：尼克松的基本贡献是建立一种外交政策的思维模式，这是开创性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思想是，重大的问题可以分割为个别的问题，逐个解决——事实上，如何解决问题就是问题。因此，我们会卷入一种似乎威胁到我们的生存或其他重大利益的局势，但很少涉及世界秩序的概念。
1973年，基辛格与越南人黎德寿一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图/视觉中国）
除了那些美国国父，以及“泰迪”·罗斯福外，尼克松是把外交视为一项大战略的美国总统。在他看来，外交政策通过平衡各国的自身利益，从结构上改善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全球和平与美国的安全。
而且他从相对长远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Q：请举例说明这种战略和长期思维。
A：当然，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如果你看看尼克松对中国的看法，看看在尼克松主持下撰写的外交政策报告中所说的话，就会知道，他会从世界秩序的角度来探讨中国问题，既不是从任何特定危机的角度，也不是从越南的角度，尽管他看到了对越南的影响。
他认为，通过使中国参与国际制度，国际政治的整个格局将会发生转变，因为所有其他国家都必须考虑中国在新格局中的影响。
Q：当您回首往事时，您知道你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是留下了一份四五十年的遗产吗？
A：没有。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读过我以前写的文章，我知道问题所在，但我不记得我们对自己说过“五十年后情况会怎样”，我们确实试着问我们自己：“这是为了和平吗？”
所以我想，我一直努力在做的，是以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从国家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但国家利益往往也涉及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因为如果你只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把自己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联系起来，你的努力就很难持续。了解国家利益是很重要的。知道如何利用国家利益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