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4年5月20日)

摊开世界地图看一下，就知道罗马帝国虽然看上去很大。但是整个帝国不是一快整体。全盛时期地跨地中海。但是阿尔卑斯山北边的区域，帝国的力量很是薄弱。也不是帝国不想经营这片区域。只是经营这里的成本有点高。

高大的阿尔卑斯山，翻越就很困难。再者这片区域有着蛮族出没。所以帝国的主要精力还是那些富庶的地中海沿岸，包括西亚和北非的沿岸地区。

三世纪危机之前，罗马对外还是武力强盛的。但是三世纪危机之后，周围民族的武力值也提高了。相比之下，罗马再武力方面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了。所以它吸纳了周围的一些蛮族士兵。

本身就破碎的版图，让罗马缺乏远距离且长期武力输出的能力。战略资源的运输也是问题。如此一来，武装行省，四帝共治，军区制改革，边境的军事贵族等问题就接踵而至。

而世界的另一边，中华文明却有这个截然不同的处境。无论东西南北，几乎被围合成了一个完整的区域。并且这块区域中有一大片特别适合农耕的土地，华北平原。只要一个武装力量占据有华北平原，无疑就拥有了强大的兵源和粮食来源。而这片大平原几乎无险可守。只要骑兵突破周围的天然防线（北面的燕山，西面的太行山秦岭一线）华北平原几乎就是唾手可得。所以后晋的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致使北方金人能顺利渡过燕山一线，而大宋只能被动防御。

有了强大的兵源与粮食来源，就会更加增强武力。所以有一种说法是得中原者特天下。像是曹操（先得青州，再取徐州，占据整个山东半岛）、赵匡胤走的都是这条路。

综合对比就知道，西方的分裂首先是地缘上的分割。

公民权与科举制度

罗马帝国的一开始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来统摄外部行省。综合来看，就是行省制和公民权制度的结合。

行省制度保证从武力方面震慑的了外族人的叛乱，公民权制度让外族人看到自己人生的目标。可不要小看公民权制度。罗马人巧妙的通过制度的设计，引导了外族人的思想，弱化的民族矛盾，从而减轻了统治成本。

与之相比，中国的主体民族是汉族，看上去好像是不存在民族矛盾。但是没有民族矛盾，才是最大的问题。矛盾是不可能消除的，因为矛盾的本质就是不同的人的不同需求。只要人生活在社会群体中，不同的需求就会转变成不同的矛盾。

民族矛盾是按照民族的视角来看带世界。那么阶级矛盾就是从阶级的视角来看世界。古代中国的矛盾，正是阶级的矛盾。这更为可怕。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不就是阶级矛盾的体现吗？中国有类似公民权的制度，科举制度。这是一种更为高级的制度设置。可以说在科举制度没有衰落的时代，都是社会比较安定团结的时代。

公民权制度与科举制度，都是引导民众的思想，到一个人为设置的方向上，从而转移了社会矛盾。

儒家与基督教

基督教在五贤帝时代（90-180年）之前就诞生了，到公元380被订立为国教，这短短的400年让基督教成为了在民族和政权之上的宗教。

但是基督教并没有统一欧洲的政权。就算是后来的教权凌驾与皇权之上，也没有让分裂的罗马帝国重归统一。

而反观中国，虽然儒家没有那么多美好的，明确的教义。但是儒家却能然中华大地上的人总是有一种凝聚力。这是为什么呢？

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但是今天我要说的是：儒家不是宗教，也不是一门思想，它是消除社会矛盾的一整套办法。

当我们跳出百家争鸣与儒释道三教的说法来看，儒，本身就是一套方法论。它承接周礼，给出了一整套的社会模型。并且这个模型是可以跟随着时代而变化的。

也正是因为儒是一种方法。而方法也是可以改进的。所以后来的韩愈的古文运动，两宋的理学，阳明心学等等，都是儒学的改进。而其他学说，都只是一种学说，没有关心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

这里没有贬低其他学说的意思，儒墨道法，诸子百家都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基石。

罗马早期就是农耕文明，农业的税收也是国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但是伴随着对外的武力扩张，农民被征调致使土地荒芜。待战争结束的时候，农民回来已经耽误了农时。战争的好处都被贵族阶级霸占，而战争的成本要由农民来承受。

把人从土地上剥离出来，从事对外的征伐，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游牧化。因为游牧民族不会长期呆在一块固定的土地上，而是一边游荡，一边放牧，一边打仗。

罗马帝国的农耕文明“游牧化”导致帝国的根基不稳。

中华民族早早就开始了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用少量的土地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并且因为定居生活，他们就可以利用空闲的时间，从事建筑业和手工业。这让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十分羡慕。所以每当大灾之年，或者游牧民族稍微统一一点的时候，他们就会觊觎中原的富庶生活。但是中原地区根本就不适合放牧，所以他们来了以后，只能舍掉自己的游牧习性，慢慢的农耕化。这就是游牧民族的农耕化。

不是“胡虏无百年之运”而是游牧文明不适合中原大地。

农耕文明的游牧化，罗马分解后再无统一。

游牧文明的农耕化，中华民族终趋于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