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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宗师，是怎么掉队的？丨《文明之旅》公元1019

罗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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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17日

(原文發表於2024年7月7日)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19年，大宋天禧三年，大辽开泰八年。

这一年，大宋朝堂上，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当然，如果细读史料，你也会发现，很多要素都在一点点地往一起凑，都在各就各位，都在为一个巨大的变局在做准备。

什么变局？宋真宗最后的权力交接啊。

作为后人，我们知道，再有三年，真宗皇帝就要去世了。但当时的人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这一年真宗皇帝又一次中风，身体迅速垮下来了。他们还知道：后宫的刘氏也走到了台前，史料上明确地说她开始参与朝政。他们还知道，这一年，王钦若好不容易当到了宰相，但是拢不住局面，只好罢相。那谁回来做宰相呢？两个狠角色：一个是脾气又硬又刚的寇准，另一个是高深莫测的大聪明丁谓。寇准做宰相，丁谓是副宰相，参知政事。

你看，这台戏的主角都凑齐了，为真宗皇帝时代最后的朝局变化做准备。不过，矛盾的总爆发还要等到明后两年。今年，我们先按下不表。

这一年，我们要说一个人，这个人叫杨亿。杨亿将于天禧四年去世。一代文坛巨星即将陨落。《文明之旅》节目已经是开播20期了，还没有说过和文学有关的话题呢，这位真宗时代的文坛盟主，咱们必须得单独拿出来说一说。

你可能会断喝一声：慢着！一代文坛巨星？杨亿？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是的，杨亿不但是宋真宗时期的文坛盟主，更重要的是，还亲手创立了诗歌中的“西昆体”，也算是开山立派的人物。

但这事儿有趣就有趣在这里：一个在当时文坛地位那么高的人，后世居然没有什么公众知名度，和后来的大宋文坛盟主，欧阳修和苏东坡相比，简直弱爆了。至于“西昆体”，更惨，几乎所有的文学史著作，只要提到，几乎是一边倒的负面评价。

比如说，《宋诗选注》——钱钟书先生的名著，根本没有选杨亿的诗，一首都没有；甚至根本没有提到过他这个人，一个字也没有。至于西昆体，钱钟书先生是这么说的：“从北宋诗歌的整个发展看来，西昆体不过像一薄层、一小圈的油花，浮在水面上，没有在水里渗入得透，溶解得匀；它只有极局限、极短促的影响，立刻给大家瞧不起。”

这个评价够刻薄的。

那宋朝人又是怎么评价杨亿和这个“西昆体”的呢？

几乎是一边倒的高评价。别的就不说了，就拿比他迟一辈的文坛盟主欧阳修来说，他对杨亿的评价是：杨亿以文章独占天下。欧阳修比杨亿要小30多岁，提起这位前辈的时候，是有一种神往的。他说，杨亿每次准备写诗文，都是和人家喝酒、赌博、玩游戏、开玩笑，但是玩归玩，不耽误构思写作，真是一代文豪啊。“一代文豪”，这是欧阳修的原话。

这是说杨亿这个人。那对“西昆体”的评价呢？还是引用欧阳修的说法，他说，自从有了那本西昆体的诗集《西昆酬唱集》，天下的人马上争相仿效，唐代那些大诗人的诗集，就几乎没有市场了。你看，西昆体，这不是哪一部分人的偏好，这是那个时代争相追捧的创作风格。

奇怪吧？一个在当时人看来那么厉害的文坛宗师，一个在当时人看来几乎要一统诗坛的流派，为什么后来就无声无息地落寞了呢？当时人的评价和后世人的看法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呢？

好，公元1019年，我们就趁着杨亿仍然健在的这一年，来一起琢磨琢磨这几个疑问吧。

文坛盟主是怎么炼成的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杨亿这个人。

杨亿是福建浦城人。你要是听说过我们1012年那期的《文明之旅》，就会知道，在宋代初年的人看来，福建人其实就是南唐人，是被中原政权征服的对象。但是杨亿生在哪一年呢？公元974年，他刚一岁的时候，南唐就灭亡了。所以，他又是在被征服领土上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大宋人。这就很有政治符号的意义了。

话说，宋太宗听说福建有这么一个杨亿，很有才华，就派人去考察。考察的人也说杨亿很牛，就把他送到了开封。到了开封，宋太宗又亲自出题目考他，连续三天召见他，让杨亿连续做了五篇大文章。考完之后，杨亿还不过瘾，还有余力，当场又多做了一首诗。大臣们都说写得好，都表示佩服，还给皇帝上了贺表。

听着很奇怪吧？为了一个人才，皇帝至于这么费劲吗？

皇帝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杨亿只有11岁。一个11岁的孩子，能有这样的表现，这哪里还只是一个人才？这是“神童”啊。神童哪里还只是一个孩子？这是地方贡献给朝廷的祥瑞啊。这杨亿哪里还只是一个读书人？这是大宋朝天下大治、文运昌隆的证据啊。

所以你看，杨亿的起点很高。杨亿之后的下一代文坛盟主晏殊，也是类似的经历，也是神童出身。对，就是那位写“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晏殊，他也是14岁就被招到了开封当官，也是被当做了装点太平盛世的文化和政治符号。

这种神童出身的人，后来的命运有几个共同点：

第一，既然被朝廷认定为神童，那朝廷就得给官做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也不能放出去当地方官啊，没有行政能力嘛，那只能留在京城。所以，他们就会和很多年长的重臣结成忘年交。比如，杨亿就和太平兴国五年进士那批人的关系就搞得很好。谁啊？就是李沆、寇准、王旦这些人，宋真宗一朝的宰相几乎被这批人垄断。他们的岁数可比杨亿大得多啊。哎，时间一长，你会发现，杨亿的年纪不大，朋友不少，而且辈分很高。

第二，既然朝廷里出现了神童，你要是皇帝，你会让他去干什么？最合适的安排，当然是让这些聪明孩子去陪太子读书啊。对，杨亿和宋真宗，晏殊和宋仁宗，都是这样的关系，他们都是从皇帝还是太子时候就和皇帝有了交情，和皇帝之间有非常特殊的信任关系。

第三，神童之所以神，通常都体现在写文章上。天下什么文章最重要？当然就是圣旨。所以，神童通常都会在知制诰、翰林学士之类的位子上工作很长时间，给皇帝当秘书，负责起草文件。当然了，这个位置可不止是起草圣旨那么简单。有时候圣旨上的一字一词的差别，对官员的祸福荣辱有很微妙的影响。所以，这个位置的人，是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的。

第四，既然是翰林学士，既然皇帝都放心让他写圣旨，那大家就默认他是天下文章写得最好的人，所以，他们也经常会成为科举的主考官。这就又会收获一大堆门生。年轻的进士一天天地围着，老师、座主、恩公地这么叫着，时间一长，当然就是文坛盟主。比如，晏殊就带出来欧阳修、范仲淹等等一大批后辈；而后来的欧阳修，又带出来苏轼苏辙这一大批后辈。

杨亿的情况又有一点不同，他影响后辈的方式不仅是主持科举，他还靠编书。宋代的皇帝特别爱出钱编大型的书。比如《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等。杨亿既然是一个大笔杆子，那这种大型文化工程肯定也缺不了他。

比如，宋朝的《太宗实录》，全书一共80卷，杨亿一个人起草了56卷。这一年，杨亿才25岁。年轻，有干劲儿。再比如后来编《册府元龟》，规模大得吓人的一部书，1000卷，900多万字。这部书的官方主要负责人是王钦若和杨亿。但是王钦若官儿也大，岁数也大，主要干活儿的人还得是年轻的杨亿。这部书的结构，体例，都是杨亿定的，大家分头写，最后朝廷干脆下旨，不管其他人写成什么样，最后都要拿给杨亿定稿，杨亿定了才算是定了。所以你看，编书，提携后辈，干大项目，这都是杨亿影响当时文坛的方式。

实际上，这本《西昆酬唱集》的诗，就是他在编《册府元龟》的时候，工作累了，总要休息嘛，于是大家就写诗玩，这么来的。你来一首，我来一首，日积月累，就有了这部作品集。

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让你体会一下，这位杨亿的起点有多高：神童出身，和朝中大佬都是忘年交，深得皇帝信任，长期负责起草圣旨和主持国家级的大型文化工程，他自己还非常愿意提携后辈。现在你理解了，为什么说他是文坛盟主吧？

杨亿这样的身份，在当时的大宋朝廷里面，地位是非常特殊的。他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权力，但是重大的历史事件里面，经常能够看到他的身影。

比如，在签订澶渊之盟的时候，真宗皇帝御驾亲征，在澶渊前线，心里也是七上八下。那朝廷里的主心骨是谁呢？当然是当时的宰相寇准。皇帝就派人去看看寇准在干什么。结果寇准正和杨亿喝酒、唱歌、高兴地嚷嚷，通宵达旦。真宗一看，高兴了，行，他俩都放松成这个样子，我有啥可怕的？

那你说杨亿是不是就是这么个陪喝酒、陪写诗，有事了就去写命题文章的“工具人”呢？还真不是，杨亿是个很有个性，有自己主张的人。

比如，他就敢擅离职守。

有一次，真宗听说杨亿的母亲在外地病了，就赶紧派人送药送钱给他，但是上门才发现，这个杨亿连假都没请，就已经跑去看母亲了。结果舆论大哗，真宗皇帝也很生气，你一个皇帝的侍从官，近臣啊，你能这么随便吗？连招呼都不打就走？

他还敢拒绝皇帝派下来的任务，而且是个天大的任务。

比如，真宗皇帝的心头一直压着一件大事，就是他在后宫里最喜欢的刘氏能不能当皇后。早年间，遇到像李沆那样的老资格的宰相，肯定是说不通的。后来宰相换成了王旦，至少是不会拼死反对了，这才把事办成。刘氏要册封皇后了，那这份册封的圣旨谁来写呢？真宗就希望杨亿来写。杨亿不干。那就派人劝他，说你就受累写写吧，写了将来有大富大贵。杨亿一句话就顶回去了，说这样的富贵我不愿意要啊。

你看看，皇帝的大好事，居然最后关头，还要被一个起草文件的人为难这么一下子。

而且杨亿脾气还大，就算是写了文件，还不许别人说三道四，就算是皇帝都不干。

有一次，杨亿起草了一份给大辽的文件，其中说到辽朝，用了一个词，叫“邻壤”，真宗皇帝拿起笔来，就在这“邻壤”二字旁边写：朽壤、鼠壤、粪壤。这意思，是“壤”字用得不妥，不够雅。杨亿马上把写“邻壤”改成了“邻境”。这事还没完，第二天到了朝堂上，杨亿马上引经据典，说我起草的文件要皇上您改，这是我不称职，我辞职还不行吗？真宗还得安慰他半天，回头跟宰相们说，这个杨亿啊，真是有气性啊，不通商量啊。

你看出来了吧，杨亿是真任性啊，但大家对他也是真包容啊。

就说他跑回家看母亲这事，王旦就跟皇帝说，要不是你宽容他，他哪有今天，要不你撤了他的职得了。真宗皇帝又舍不得，还是爱他的才华，这个撤职的命令，一个月也没下来。

一个神童，从皇帝到宰相，大家自始至终对他都是宠着、护着，那你说，那得是多高的才华啊！你不觉得奇怪吗？还是我们一开头问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人在后来的文学史上就寂寂无名了呢？甚至，他所创立的文学流派西昆体，还背了上千年的负面评价呢？

西昆体是怎么写出来的

今天我们讲杨亿和他开创的诗歌流派“西昆体”。估计听我前面说了杨亿那么多的神童故事，你心里早就有一个问题了：杨亿的诗，到底是什么样子啊？西昆体是个什么风格啊？

来，翻开给你看一首：

《无题》

巫阳归梦隔千峰，辟恶香消翠被浓。

桂魄渐亏愁晓月，蕉心不展怨春风。

遥山黯黯眉长敛，一水盈盈语未通。

漫托鹍弦传恨意，云鬟日夕似飞蓬。

我猜哈，你这么乍一听这首诗，好像是说一个女孩子思念远方的一个什么人，不大高兴的样子，你也许会有这么两个印象：第一，音韵听起来很舒服，意象很绵密、丰富、典雅。第二，具体到每一句，又听不懂具体什么意思。感觉有点像李商隐的诗。

你要是有这两个感觉，那恭喜你，这就是西昆体的两个要点，你全部准确地抓住了。

西昆体的特点，第一就是做工好，讲究辞藻华丽、讲究音调铿锵。第二，就是学唐朝诗人李商隐，喜欢用典故。典故用得多还偏门，不熟悉的人自然看不懂。

当然反过来，西昆体被负面评价也是这两点：第一，做工太好，但是没有实际内容。空有形式，思想贫乏。第二，学李商隐，堆砌典故。有人开玩笑说，这种作诗的风格，叫“獭祭鱼”。这个獭，就是指水獭。据说水獭性格很凶残，捕了鱼，吃两口就扔了，再去抓下一条，把吃剩的鱼一条条地堆在岸边。古人看见这个现象，觉得这像是水獭在祭祀。人祭祀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把食物整整齐齐地堆在那里。唐朝诗人李商隐做诗，据说就是这个做派：把各种书翻开，摆在旁边，找典故，然后一句句地往诗里塞。“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对吧？一句一个典故。没点儿学问是真看不懂。

对，西昆体大致上也是这么一种做诗的风格。有一本《西昆酬唱集注》，是历史学家、山东大学的王仲荦老先生注的。为什么一个历史学家要跨行来干文学史家的活儿呢？王先生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说了，他年轻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为了培养读懂古代典故的功底，有老师就教他，说你干脆找一本书来做注解得了，这是最好的学习方法。你找什么书呢？最好是典故用得多，但是篇幅又不大的。找来找去就找了这本《西昆酬唱集》。一共也就2卷，200多首诗。但是把里面的典故都注解出来，这本书就有20万字。

如果你不是古典文学的深度爱好者，我估计你也不会喜欢这样的诗。每看一句，都要去找注释，诗意就荡然无存了嘛。

前面我们说到钱钟书先生在编这本《宋诗选注》的时候，不选杨亿的诗，甚至一个字也不提他。这是有用意的。钱老先生就是看不惯这种写诗的风格。他在序言里说，我这本选集啊，有几个不选。“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话说得很难听啊。这里没提杨亿，也没提“西昆体”，但是你一听就知道，杨亿肯定没跑。

而我们作为今天的普通读者，评价文学作品，只有一个尺度：就是你是不是有情感穿透力？我就在这里，你有本事就打动我，否则，你让我发自内心地说你好，怕是办不到。

但是，在《文明之旅》里，作为穿越回历史现场的人，我们关切的问题就多了一层：宋真宗这个时代，这种风格的诗，为什么会畅行天下，为什么有那么高的地位呢？这个问题需要解释。

我们先从皇帝的视角来看，为什么国家这个时候需要这种风格的诗？

还是要看历史过程。到宋真宗的时候，大宋朝的皇帝已经换到了第三代，前面还有宋太祖和宋太宗。皇帝用的笔杆子，也换到了第三代。虽然表面上都是：国家需要发圣旨，圣旨需要超高的写作水平，所以，朝廷需要翰林学士、知制诰这样专职的写作者。但是皇帝和他们关系，是有微妙变化的。

宋太祖赵匡胤的时候，任用的翰林学士，是从五代时候留下来的一批文人，要么是直接继承的后周的班底，要么是后来征服的后蜀的班底。来吧，不就是会写小作文嘛，在哪儿都是写，来我这里干吧。

但是你说皇帝会信任他们吗？不会，甚至在内心里是很鄙薄的。原因很简单，五代时候的那批文人，没有什么节操。举个例子，在太祖时期干得时间最长的翰林学士，叫陶谷。他是从后晋的时候就开始干草拟圣旨的活儿，从后晋干到后汉，从后汉又干到后周，又从后周干到了大宋。

你想，赵匡胤是通过“陈桥兵变”，造反当上的皇帝，但当皇帝不能明着说抢，得有一个受禅让的文章啊，兵荒马乱的，哪儿来得及准备？哎，陶谷就凑过来了，从怀里掏出来一大篇文章，说我已经准备好了。赵匡胤说，好，那就用。但是他在心里，能看得起这陶谷的人品吗？

但是五代时候的士大夫就是这么个风格，你们打打杀杀的，谁爱当皇帝谁当，我就是个打工的，谁发工资我给谁干活。

赵匡胤看不起这帮笔杆子，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他毕竟是武将出身。在他当皇帝的时代，要治国安邦，靠文人也确实没有用。

有一次，宋太祖修了一个城门，有个文人赶紧写了一篇赋递上来。太祖就问，这是什么玩意儿？底下人说，哦，国家修了个东西，文人嘛，当然要歌颂一下。太祖一边把文章扔到地上，一边说，“人家盖一个门楼，这帮穷酸文人又要说一大堆废话。”

还有一次，也是城门楼子引起的。宋太祖看到一个城门楼子上写道：“朱雀之门”，就奇怪，直接叫“朱雀门”不就完了吗？有人回答说，加一个“之”字，这叫语气助词。赵匡胤大笑，说，“之乎者也。这是啥助词啊？能帮助个什么啊？”

这里面还出了一个成语，叫“依样画葫芦”。宋太祖的原话，他说，那些翰林学士，草拟圣旨，都是找到一份前人的文件，然后换几个词，依样画葫芦。有什么功劳？

请注意，宋太祖不是看不起读书人，他自己也是读书的，不过读的是儒家经书和史书，不是诗词文章。他是看不起那种只会舞文弄墨，装点盛世的文人。在他眼里，这种文人，就是从前朝继承下来的战利品、工具人。文章嘛，是要写的，这种人也是要用的，但是他打心眼里看不起。这是宋朝第一代皇帝和笔杆子之间的关系。

到了第二代皇帝，宋太宗的时候，对笔杆子的事就重视多了。以前我们节目说过，太宗自从对北方大辽用兵失败之后，就开始拼命强调文治，所以，他用的翰林学士的人数多了很多，而且是精挑细选。太宗自己说过，说选一个能起草圣旨的人啊，可不容易啊。朝廷任命了一个这样的人，他家的亲戚都要来祝贺，说这是一佛出世，可尊贵了。

但这也是一个过渡阶段。太宗时代的笔杆子，既有从前朝、从南唐继承的一批文人，这还是战利品、工具人；当然，这个时候也出现了一批自己培养的年轻人，比如吕蒙正、李沆。自己培养的人，在身边当几年笔杆子，马上就提拔重用，李沆、吕蒙正后来都当到了宰相。但是，这批大宋朝自己培养的年轻笔杆子，都是北方人。对啊，南方人，当时是刚刚征服的南唐啊，那里的文人虽然可以用，但是不会真的重用。

点透了这一层，你也就明白了第三代皇帝宋真宗和他的笔杆子之间的关系了。对，大宋朝自己培养的南方文人也成长起来了。真宗一朝，一共用了22位翰林学士，南北方的比例是14:8，南方人居多。请注意，当时的舆论风气，还是北方人瞧不起南方人，所以，宋真宗是花了很大力气，才扭转了这个局面的。

而今天我们说的福建人杨亿，就是这个这一代笔杆子的代表人物。

在此之前，翰林学士这个职位，毕竟是工具性的，而从此之后，翰林院，就成了国家的文化符号，代表国家最高文化水准；翰林学士，那身份也是尊贵得不得了，能替皇帝写文章的人，那还不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

真宗信任杨亿、宽待杨亿，只是事情的一个侧面。更重要的是，他是要杨亿做出一个表率，让天下人看看，所谓太平盛世的文章，应该是什么样子。

你要是看过我们前面这几期节目，应该有这样一个印象，宋真宗这后半辈子，就是在折腾一个事：希望得到一个太平盛世的评价。所以，他才不惜造假也要封禅泰山啊。他这个念头也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这个时代的文风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夸奖杨亿的时候，用的一个词叫“典雅”。

什么是典雅？我们虽然不是那个时代的文人，但是闭起眼睛，不难想象，那个时代的典雅是什么意思。第一，形式上，至少不能像五代时候的诗文那么浅白，那么俗套吧？得有点雍容华贵的气质。说白了，用词得讲究，得显得做工好。第二，主题上，至少不能像晚唐时候那么丧气，那么枯寒吧？得有点堂皇华丽、态度娴雅的气质。说白了，得端得起来，得有点架子。第三，总得有点门槛，得是有学问的人才写得出来吧？

要是按照这个标准，这不就是“西昆体”的样子吗？作为文学作品，想让我们现代人欣赏，那西昆体确实不够好。但是如果你是宋真宗时代的人，你如果真心希望有一种诗歌风格，能代表这个盛世，那翻开《西昆酬唱集》——这个时代的最顶级的有才华的大文豪，在编撰这个时代最有野心的大著作的闲暇的时候，在皇帝藏书的地方诗酒唱和的作品，这不就是了吗？看着这些典雅的，非常有学问的文字，不难想象，神仙中人啊！令人神往啊！

前面给你看了一首杨亿写的《无题》。那再看一首西昆体大将钱惟演的《无题》——

绛缕初分麝气浓，弦声不动意潜通。

圆蟾可见还归海，媚蝶多惊欲御风。

纨扇寄情虽自洁。玉壶盛泪只凝红。

春窗亦有心知梦，未到鸣钟已旋空。

是否还是那个感觉？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听得出来，每句都用词讲究，音律铿锵，做工好，不是有学问的人写不出来，非常典雅。

对于当时的文坛来说，这就够了啊。

文人的隐秘竞争

西昆体为什么是那个样子？当时的人为什么喜欢那种诗歌的风格？刚才我们讲的，是时代的需要。其实还有一个角度的解释，那就是文人之间竞争的需要。

你想，文人为什么要写诗？《西昆酬唱集》的这个“酬”字什么意思？最早的意思，就是你敬我酒，我回敬你。有来有往才叫酬。大文豪们写诗，也是这样，讲究的就是你一首，我一首，这才叫“酬唱”。

所以，古人的文学创作，跟今天的职业作家还不一样，他们通常不是因为有内心的感受要表达，所以才动笔的。很多情况下，他都是因为面对一种社会压力，不得不写。想象一个文人的聚会——“兄台，这个题目，这个韵脚，我先献丑，抛砖引玉写一首，然后等着看你的大作。”你就说，你跟不跟吧？那么多人看着呢。所以，你看《红楼梦》里的薛蟠，完全是一个大老粗，贾宝玉要行酒令，他也得跟啊，所以才有“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撺出个大马猴。”这样的句子啊。薛蟠哪里想做诗？社交压力嘛，没办法的事。

看起来诗酒酬唱是雅集，是非常文雅的事，但那也是个刀光剑影争强斗胜的场合啊。虽然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实际上，文人也想要分出个胜败高下啊。上一期节目，我们讲科举考试，那不就是在诗文中找到了一个办法，能把作品分成三六九等吗？

这也是推动文学发展的一个非常隐秘的因素。大家找到一个维度，在上面比赛狂奔，看谁本事大，这当然是文坛的一股暗流，它也在推动文学的发展。

回到“西昆体”这个话题。为什么西昆体那么爱用典故？其实这就是一种比赛。

为什么要这么干？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就是要在酬唱的时候，在文人比赛的时候能分出高下啊。我知道那么多典故，你不知道，我就赢了啊。

比如，《西昆酬唱集》里有这么一首诗，《泪》。先是杨亿写：

锦字梭停掩夜机，白头吟苦怨新知。

谁闻陇水回肠后，更听巴猿拭袂时。

汉殿微凉金屋闭，魏宫清晓玉壶欹。

多情不待悲秋气，只是伤春鬓已丝。

这里面用了6个典故，都是跟古人流眼泪有关的事儿。但是你看出来了吧？他每个字写的都是眼泪，但是偏偏不提那个泪字，我就要用典故，让你看出来我有学问。这首写完，再看老夫手段，又来一首，还是6个和眼泪有关的典故——

寒风易水已成悲，亡国何人见黍离。

枉是荆王疑美璞，更令杨子怨多歧。

胡笳暮应三挝鼓，楚舞春临百子池。

未抵索居愁翠被，圆荷清晓露淋漓。

这就完了吗？没有。杨亿写完了，还有两个同事等着酬唱呢，也得写这个题目啊，也得比用典故的水平啊。所以，接下来，钱惟演两首，二六一十二个典故，还有刘筠呢，两首，再来二六一十二个典故。

那你说，这是他们三个人之间较劲吗？其实始作俑者还不是他们仨，而是唐代诗人李商隐。李商隐也有一首叫《泪》的诗，也是一模一样的风格。

永巷长年怨绮罗，离情终日思风波。

湘江竹上痕无限，岘首碑前洒几多。

人去紫台秋入塞，兵残楚帐夜闻歌。

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

听出来了吧？六个典故，加一个感叹。每个字都在写泪水，但是偏偏不提泪水。李商隐和这些西昆体诗人，相差200年呢，这是一场200年也没有落幕的比赛，看谁掌握的典故多。

这也还没有完。1938年，钱钟书先生也写了一首《泪》。给大家看看。钱先生还在题目下面写了一句，说《西昆酬唱集》里，有这么六首诗，同一个题目的，我今天也写一首，反过来开开这个文体的玩笑。

卿谋几副蓄平生，对此茫茫不自禁。

试溯渊源枯见血，教尝滋味苦连心。

意常如墨湔难净，情倘为田灌未深。

欲哭还无方痛绝，漫言洗面与沾襟。

其中最后一句最搞笑，“欲哭还无方痛绝，漫言洗面与沾襟”，这不就是“欲哭无泪”、“以泪洗面”、“泪下沾襟”三个成语吗？有好好的成语不用，非常把这个“泪字”抠掉，比用典故的本事。

你听出来了，这哪里是什么文学创作？这就是文人之间的争强好胜，在纸上进行的大比武啊。如果只是几个大学问家比来比去，可能也还好，但问题是“西昆体”不是这几个人的专利，还是流行一时的文风。水平差的人也这么搞，就难免搞出很多笑话了。据说有一次，皇帝赐宴，有一个唱戏的人就扮演李商隐，穿的衣服破破烂烂的，出来就说，“那些翰林学士啊，你扯一片，我扯一片，把我的衣服扯成这样啦”。这是在讽刺这帮西昆诗人喜欢剽窃李商隐呢。于是大家哄堂大笑。

你看，皇帝要的是，能够装点太平盛世的典雅文风；每一个创作者要的是，能够在社交场上拉风拔份儿的胜利。这两股力量，把“西昆体”打造成这个样子。等那个时代过去了，西昆体的自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它不是失败了，它只是干枯了，就像一口不再有源头的泉水。

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是这么说的，“把诗人变成领有营业执照的盗贼，不管是巧取还是豪夺，是江洋大盗还是偷鸡贼，是西昆体那样认准了一家去打劫，还是像江西派那样挨门排户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顾。这可以说是宋诗给我们的大教训，也可以说是整个旧诗词的演变里包含的大教训。”

当然啦，钱老的话也是一家之言，喜欢宋诗的朋友尽管接着喜欢。

我们今天试着聊聊文学，看完找到的“西昆体”资料，我是掩卷长叹。那么有才情的杨亿，掀起过那么澎湃的文学潮流，但最后流着流着，居然就干枯了，成了一条内陆河。

为什么？说到底，一个人的成就，不取决于他的才能和机遇，而是要看他在和什么对话。

经常有人问，我们这个时代会出大师吗？其实，所谓的大师，不仅是因为他有水平，而是因为他对话的对象更根本，更普遍，更永恒。高水平的人，每个时代都会有，但是和根本、普遍和永恒的问题对话，那就不是每一代人都有的机缘了。

比如一位经济学家，如果他只琢磨明天股票涨不涨，央行下个月要不要加息，那他距离大师就远。如果他在和市场普遍规律和人性根本局限对话，那他成为大师的可能性就高。

一位建筑师，如果他只琢磨，如何用最新的材料，如何搞定甲方，如何赢得和其他事务所的竞争，那他距离大师就远。如果他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在空间中体现时间，如何在功能和审美之间获得平衡，如何让作品既独立于环境又融合于环境，那他成为大师的可能性就高。

一位文学家，如果他只想着，现在流行什么主题，怎么写会有关注度，怎么显得比其他人有水平，那他距离大师就远。如果他的目光在天地的极远处游走，在最幽深的人性角落里探寻，在虚构和真实的边界上斟酌，在生死、慈悲、激情、淡然、欲望这些永恒话题之间徘徊，那他成为大师的可能性就高。

我这不是在唱高调。

杨亿和西昆体的故事告诉我们：好可惜。他有那么好的起点，那么好的学问，那么灿烂的才华，距离名留青史，其实很近很近。但是他沉迷在自己时代限定的游戏里，只好成了中华文学史上一个掉队的人。

前不久，我在四川眉州三苏祠讲苏东坡的时候，引用了钢琴家古尔德的一句话，也适合拿来作为本期节目的结尾。他说，“一个人可以在丰富自己时代的同时并不属于这个时代。一个人可以创造自己的时间组合，拒绝接受时间规范所强加的任何限制。”

是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属于自己的时代，也可以通过和更永恒的东西对话，成为更久远的存在，属于所有的时代。

好，公元1019年，就聊到这里。我们1020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