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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擎:獨立思考,為什麼這麼難?
劉擎
2021年3月5日

一、如何成為一名“清醒的現代人”?

1.理性非萬能

我在《劉擎西方現代思想講義》這本書中介紹的19位思想大家,他們的思想不僅反映了時代的現實,對公眾也有很大影響,在某種意義上塑造了公眾對20世紀西方政治、文化和社會的想像。

其中,卡爾·波普爾對年輕時代的我影響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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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波普爾)

波普爾研究科學哲學,當時我是理工科(化學工程專業)的學生,我一直在思考“什麼是科學”的問題。

波普爾認為,科學能被稱之為科學,是因為它有一個重要品質——可證偽性。沿著他的思路去看,我們會發現一幅更大的圖景。

人類是有理性的,科學事業則可以被視作理性的一個高峰。

我們通過科學研究,把握了時代、社會、自然界,也把握了自己的命運,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這在19世紀是很高的理想,非常令人興奮。

但波普爾對於“用理性設計未來藍圖”的哲學作出了強烈的批判。

思想家伯林和哈耶克都曾提過“有限理性”的看法,即理性不能扮演“新的上帝”,去規劃、設計世間的一切,它可能會引發災難性的結果。

這對當時的我來說是一個振聾發聵的見解。自此之後,我覺得現代社會和現代性是有問題的。

事實上,現代哲學有這樣一種傾向:如果我們把理性反思貫徹到底的話,會發現,理性並不能完全解決問題。

從社會生活的層面來說,理性計劃涉及太多因素的影響,很難盡善盡美。以計劃經濟為例,有一個權威的研究和決策機構蒐集各種信息,根據資源和生產能力生產商品,滿足供需關係,實現最優配置。

看起來很合理,但它也有負面效應。

按哈耶克所說:計劃經濟下,沒有人能夠掌握所有的瞬息萬變的信息,也沒有人能夠完全理性地使用這些信息。所以,由集中的計劃來決定資源配置方案,總是片面或者武斷的。

從個人生活的層面來說,當我們用理性規劃整個人生時,一個預設前提就是錯的——“我”是不變的,“我”的愛好、特長、生活的優先性秩序都是“凝固”的。

但是我們都知道:生活是一場變幻多端的旅行,不可能不發生變化。

世界的計劃會影響你的計劃,個人的“偏好結構”可能會在某個場景下發生優先性改變,生活也可能被推到重來,我們的確需要運用理性。

但是,理性從來不等同於製定一勞永逸的執行方案。

“蘇格蘭啟蒙運動”那一支的思想家(代表人物為亞當·斯密和大衛·休謨)認為:理性需要有審慎、懷疑、自我修復和糾錯的功能,要認識到用理性做規劃的局限性,人是可以改變的。

2.現代人的“精神危機”

“精神危機”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在西方現代社會出現的普遍現象,我們或多或少會感同身受。

過去,我們生活的傳統社會有很多“便利”。對於人生的大問題,傳統社會裡有很多現成的答案,無需我們自己去創造答案。

傳統、道統和天意……這些都是現成的答案。它們天經地義、不言自明。我們將其做為個人生活的指南,包括價值指南、道德指南。

好壞對錯,所有人都遵循一套標準,因此有了很多判斷上的便捷。

但進入現代社會,馬克斯·韋伯“祛魅”以後,傳統被打出了很多缺口。

傳統道德或者宗教不再佔據主導地位,並非所有人都默認要接受這一套“規則”。

如果你篤信傳統,人家會問你:現在已經是新的時代了,為什麼還要堅持舊的觀念呢?

沒錯,你反而要回答別人的質疑。

可以想見,異端和正統的位置在某種程度上被顛倒了——以前相信正統,不相信異端;現在守著過去的傳統,“你”就變成了異端。

一方面來說,如果大家對於基本的原則沒有共識,我們的生活就會呈現出非常開放多元的狀態。你不用極度強迫自己,每個人都有了自己的自由。

另一方面來說,它也帶來了麻煩。

第一,由於答案不是大家共享的,你會跟人有爭執;第二,因為沒有唯一的標準解,你自己可能也不太確信答案是對的。

這時我們就會糾結。如果要堅持一種觀念,你得有一份特定的勇敢和定力。

歌手何勇寫的《鐘鼓樓》的一句話:“是誰出的題這麼的難,到處全都是正確答案。”

對現代人來說,不是對人生根本的道德問題沒有標準、沒有答案了,而是沒有唯一的標準答案。

不同的人給出不同的答案,然後我們自己選擇堅守一個答案——你變成了自己生活的主導者,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負擔。

所以,現代性為你帶來巨大的自由的同時,也讓你的生活深陷茫然、困惑和不確定當中。

3.思考“潛在的風險”

我相信,當你和講義中的思想家一起,嘗試開展具有哲學氣質的思考時,你會對自己相信的東西發起嚴厲且深刻的反思。

這麼做的風險在於,它會摧毀你以前深信不疑的,給你提供安全感、穩定性的觀念。

但在那之後,你未必可以馬上得到一個新的、現成的替代品。你的生活會因此失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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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馮·尼采)

尼采就曾在這樣的“風險”中走得很遠。在人類思想史上,他是一個非常深刻的挑戰者。

他首先認為西方傳統的基督教道德是虛假的道德、奴隸的道德。如果我們相信虛假思想,就是把生命的希望寄託在不可靠的事物上面,很容易陷入虛無當中。

其次,他認為生命的意義就是生命本身。他反對系統性的理論文化,重視生命本身的生機勃勃的創造性,酒神精神——不要為教條式的說教所迷惑。

尼采認為,越是相信諸如此的形而上學,你的生命就越是枯竭。

尼采的“危險”在於,他對我們深信不疑的,作為我們三觀依附的基石給予了強有力的摧毀。

如果你做得到沒有好奇心、沒有探索慾望,仍然可以過相對安寧的生活,我們完全可以選擇避開像這樣“危險”的人物和思想。

但我認為,現在越來越難做到了。

即使你不了解尼采這些思想家的觀念,它也會間接地通過你日常接觸的人和事物影響到你。

你周圍的人和事物已經受到這些思想的影響;你是在接觸他們的,只是沒有接觸思想的源頭。無論通過何種方式,你都會受這些思想的影響。

沒錯,我們生活在一個現代世界。在現代世界生活,意味著“要保留一個不受外界影響的、歲月靜好的生活”的心願,變得難以實現。

譬如,一個木匠老師傅,在地方開了小店,家裡的孩子也跟他一起做木匠。他遵守樸素的職業道德,做出來產品也不錯,生活安逸。

突然,旁邊的城裡開了一家宜家,比木匠家的家具更便宜、時尚。

明明木匠家裡是祖傳的手藝,但是現在因為跨國企業的出現,沒有生意可做了。木匠完全不理解發生了什麼,不理解全球化以及背後資本、技術的力量。

木匠師傅的經歷,我們都有可能遭遇。要做好準備,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迎接“現代社會風暴”的侵襲。

二、如何面對複雜世界與自我

1.面對不確定性

現代生活和傳統生活很大區別在於“生活本地性的瓦解”,我們生活越來越受到來自四方八面的影響。

傳統社會中,我們只會受到周遭事物的影響,很容易就可以把生活規置服帖。

現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會遇到成百上千個變量,其中好多變量來自非常遙遠的地方——美國底特律汽車製造工廠的一個工人,他是不是能夠保住手頭的工作,取決於通用汽車公司在中國上海的銷量。

面對多變量、信息繁雜的現代社會,你要懂得分門別類,建立起系統化的思考框架,形成一套良好的思維方式,減少信息的“陌生感”。

當然也要培養你的獨立思考能力。獨立思考有很多條件,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每一個觀點背後有哪些理由和論據,用論證的方式將其表達出來。

這意味著我們不能不設任何前提地接受一個現成的、已經流行的觀點。並且,對這些觀點、想法、意見所依賴的來龍去脈,我們要有所了解——它是不是可靠,以及在什麼範圍內可靠?

可以說,獨立思考是一種是生生不息的生活方式。就像你每天吃飯、喝水、鍛煉身體一樣,需要堅持和反复錘煉。

當然,獨立思考並不等於“反主流”,就像叛逆的青春期的孩子,凡是父母說的都反對,反而在另一種意義上被父母“綁架”了。

2.面對上升的“觀念水位”

現代世界較過去產生了很多變化。我們不光擁有法律意義上平等,還有越來越多的表達權利,把自己的理想、意願匯入公共領域的能力。

與此同時,我們做的所有決策、方案都變得複雜起來,可以說“眾口難調”。

每個國家、社會都出現特別多的爭議,從家庭問題、親密關係到社區治理、國家的經濟政策、福利政策、醫療保險,等等。

某天我在小區裡鍛煉,偶然聽到一段特別有意思的對話。一位年輕女性對一位年長女性(可能是婆婆)說:你怎麼拿你們那套東西要求我,我們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劉瑜在《觀念的水位》這本書中說:人的觀念的水位上升了。什麼事情是可接受的,什麼是不可接受的——我們判斷事物的標準變得不一樣了。

我們之所以認為在現代社會很麻煩,是因為不可接受的事物越來越多。或者按照老輩人所說:“年輕人更脆弱或更挑剔”——這也是時代觀念變化造成的現象。

3.面對理想主義

關於理想主義,我要澄清一個誤解。理想主義並不是悲情主義——一天到晚擺著“我好悲壯,我好偉大”的造型。抑或簡單化為“我好清高,不與世俗同流合污”。

理想主義者有深刻的現實主義的一面。他們是有熱忱、有勇氣,是進入生活的人。

如羅曼·羅蘭所說:“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看清生活的本質後,依然熱愛生活。”

這同時意味著我們需要區分清楚,生活中的哪些事物是可以改變的,哪些是暫時無法改變的。

我曾引用過神學家尼布爾的一段禱告文:“……請賜予我平靜,去接受我無法改變的。給予我勇氣,去改變我能改變的。賜我智慧,分辨這兩者的區別… …”

我說過,40歲還是理想主義的人,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因為相較於20歲的人,40歲的人能分辨,能用平靜的狀態接受一時難以改變的東西,也有勇氣改變能夠改變的東西。

劉擎 著名學者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文章來源:羅輯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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