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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思絮語
「雙學三子」,逃出生天,是另類放生
王文彥
怡居地產常務董事及
中原地產創辦人
2018年2月21日

由於衝擊政總案上訴得直,「雙學三子」馬上獲釋回家,毋須再過監獄生涯。

星島日報就事件評論的其中一段說:

「雙學三子」衝擊俗稱「公民廣場」的政府總部東翼前地,26日獲終審法院裁定維持初審的社會服務令和緩刑的懲罰,原因純粹是終審法院視上訴庭的判監刑罰是新的指引,不具追溯力,似有被放一馬的意味。不過終審庭認同上訴庭法律理據,以後發生的這類案件判刑都要根據上訴庭的指引;因此,這三位當年的學生領袖雖然獲釋回家過年,並不顯得特別興奮,其中黃之鋒更形容這是「糖衣包裝」的嚴厲判決。』

文章最可圈可點是「(終審院)似有放一馬的意味」。

上訴庭去年的判詞表明,本案原審裁判官張天雁判刑時有5方面犯上原則錯誤,包括完全沒考慮阻嚇元素,對三子的背景、動機、有悔意給予不相稱比重等。惟終審庭不認同,指裁判官就這5方面無犯錯。判詞稱,裁判官在覆核刑期申請判決中,已明言有細心考慮犯案時環境,以及各被告的刑事行為,並曾考慮判處具阻嚇性刑罰。終審庭認為,若本港有任何法庭在量刑時會「完全」不考慮阻嚇元素,是相當令人驚訝;裁判官對判刑元素給予何等比重,完全取決於她,除非判刑「明顯過輕」或完全超出同類案件過往判刑。

終審庭指出,裁判官判刑時選擇強調個別有利三子的正面元素,例如他們年輕、初犯、有理想及不為私利,而對他們在行動中有領導角色、可能令暴力升級、引致受傷等較嚴重的元素予較輕比重,裁判官有酌情權作此判斷。原審判刑時,法院無指引必須對此性質的非法集結判處即時監禁,故對三子判以社會服務令及緩刑,終審庭不認為有超出裁判官的合理酌情範圍

判詞繼續指出,既然原審裁判官的判刑並無「明顯過輕」,上訴庭便無基礎對判刑元素給予不同比重,因此律政司的刑期覆核申請應被駁回

關於上訴庭就非法集結的案件訂立新的判刑指引,終院判詞指,上訴人干犯的控罪在當時並無判刑指引或標準,而上訴庭並無就有關罪行定下任何固定的量刑起點,只強調香港目前情況,阻嚇性和懲罰是對於涉及暴力和大規模的非法集結案件有相當的必要。終院認為上訴庭做法「十分適當」,也符合上訴庭須為將來的判刑事宜作出指引的職責。

上訴庭指出,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如本案中涉及相對程度較低的暴力,也是不會被寬容的,法庭亦有充分理由將來可以判即時監禁的刑罰。參與暴力行動,煽惑他人干犯罪行,或憑藉他們的身分或領導角色而鼓勵其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的人罪責較大,但終院不認同上訴庭運用新指引來審理三子的上訴

僅由於上訴人(雙學三子)於干犯的控罪在當時並無判刑指引或標準,為什麼終審院就認為上訴庭對三子的判刑是訂立新的判刑指引?上訴庭不是可以根據現有刑法的法律精神審時度勢地作出前所未有的裁決並成為新案例嗎?

「雙學三子」2014年帶頭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引發違法佔中動亂,期間癱瘓了香港79日、嚴重影響香港的商業活動、觸發不少大小暴力、造成社會的撕裂、衝擊法治和令香港蒙受很大的政經損失,他們標榜要爭取的民主進程沒有寸進,反倒令中央收窄了「一國兩制」的空間。三人罪過不輕,為什麼終審院不認同上訴庭的有關說法是恰當的判刑基礎,並認為上訴庭是忽略了上訴人罪責,反而將其他人的罪責加諸在上訴人身上

為什麼上訴庭選擇監禁三子作為適當刑罰而不考慮其他判刑選擇就是錯誤的?

終審院與上訴庭爭議的是一片灰色地帶,祇不過後者從嚴,前者從寬,在可放生及不可放生之間,它選擇了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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