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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趣、妙、識
中国大一统之谜
地缘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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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13日

(原文發表於2024年6月12日)

放眼全世界,中国是最独特的文明。

中国文明最独特的地方在于长期一统,连绵不绝。

从周朝开始,封建制度确立,周天子成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到秦王扫六合实质上统一中国确立中央集权,再到后来的汉晋、隋唐、元明清,虽经过三国、南北朝、两宋的分裂,但中国多数时间总是保持统一。

那么,中国历史上为什么能够长期统一呢

不同的瓜友有不同的答案,最常见的大致以下几种。

  1. 因为我们有千古一帝秦始皇,在两千多年前已经实现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
  2. 我们使用着象形文字——汉字,即使各地方言口音不同,但书面沟通完全无碍。
  3. 因为儒家“天下观”的文化因素,历代先贤均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4. 地缘上的优势,从我国东北到西北再到西南,高原、荒漠、戈壁、大山保护了华夏的安全,隔绝了大多数军事威胁。

以上这些似乎都对,但深究起来又感觉哪里不对。这里先说结论:它们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关于第一个“千古一帝秦始皇”,始皇帝的功勋确实很大,但这个观点搞反了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实际上,即使我国在2000多年前没有秦始皇,也会有赵始皇、田始皇,国家一样统一。

西方也有强人,我们不可小视天下英雄,历史趋势并不因为偶然的个人因素出现大的改变,如果统一的条件不成熟,再强有力的政策也推行不下去。

始皇帝之所以能统一,是因为统一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这点后面我们分析。总之,秦始皇的出现是一个果,而不是因。

关于“汉字”,实际上一开始世界上有不少文明都在用象形文字,比如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但它们都没有延续下来。

另外,我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也曾出现多种文字共存的现象,比如两宋时期,金国的女真文,西夏王朝的西夏文,当时流传甚广,使用人数可不少,但国家一旦统一,文字立刻统一,可见,文字统一也是果而不是因。   

关于儒家的“天下观”,它本质上是一种组织关系,只是服务于统治架构的一个“软件”,是为“大一统”硬件服务的,先有了大一统,才有了“独尊儒术”,所以它也是果,不是因。

关于“地缘优势”也站不住脚,我国被不毛之地包围的地理优势只能减少外敌入侵的可能性,并不能决定内部是统一还是分裂,核心还得看内部各板块的格局。

那么,维持我国长期一统的因素到底是什么?

在人类文明初期,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地理环境一定是第一位的,包括了气候、地形以及资源禀赋。

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其主体民族的历史经验、记忆和民族性格又反过来影响他们的行为,可以称之为民族性。

中国的长期一统,即是气候地形资源禀赋民族性共同决定的。

          

东亚季风与天时

古典社会,同一个民族最天然的相同点是什么?   

不是宗教,不是语言,而是生产和生活方式。

中国自古是农耕社会,草原游牧民族一旦定居中原进行农业生产,过不了几代人就被同化,然后融入中国,其语言和文化方方面面都会和中原人没有分别。

同样的,如果有中原人逃到蒙古高原进行游牧,那么都不用几代人就变了游牧民族,和在中原的亲戚产生本质区别。

 

如《史记》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匈奴本和华夏同源,但不同的生存方式导致生活方式完全不同,最后变成泾渭分明的两个民族。

在文明初期,中国中东部的季风气候缔造的相同生产和生活方式,成为统一的前提

大江南北,无论你种的是小米(粟)、黄米(黍),还是小麦、水稻,大家的耕作方式很相似,使用相同的历法,进而产生相似的生活方式,也就拥有了相通的世界观。   

同时,中国的季风气候为温带季风和亚热带季风,其典型特点是雨热同期,该热的时候提供充足的光和热,让农作物生长旺盛;该冷的时候又是同纬度最冷,降低了微生物活性,让土壤积攒腐殖质,恢复土壤肥力,不耽误来年耕种,不像很多国家到现在还在玩休耕。

总之,东亚季风让中国在古典社会拥有了碾压世界的强大生产力

那么问题来了,农业生产力强大除了代表富足,还代表了什么?

其中有一个重要答案是:代表了中央集权条件的成熟

各位瓜友想一想,古代西方没有搞中央集权,是因为他们不想搞吗?

不,他们想搞,但他们搞不成。

一方面,要搞中央集权,首先需要清查户口田产,让人口和土地绑定,叫编户齐民,这样帝国的力量才能深入基层,这就要求整个社会必须是完全的定居生活,因为流动的人口是没办法管理的,也不能转化为帝国力量,这就要求土地必须有足够高的单位产出,只靠种植就能支撑社会的运转。

那单产不够数量来凑,广种薄收行不行?

不行,因为种地是有成本的,一个成年男子力耕一季所能种田的最大数量,去除成本如果不能养活一家人,那这个地是没法种的,单产低的话,别说人,可能连耕牛都养不起。   

另一方面,中央集权下的直接统治,虽然意味着控制力强大,能够调动和集中的资源多,但也意味着管理成本高昂。官僚机构的运转、军队的调动都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做支撑,同时还不能破坏后方生产,不然帝国难以为继。

我国秦汉时期,铁器广泛运用于农业生产,中国的各大平原得到开发,农业生产力在此时即越过了中央集权所需要的门槛,统一的历史条件达成。

根据史料,当时中国的农业种收比(种子与收成的比例)普遍超过了1:20,即1斤小麦种子至少收获20斤粮食,而同时期的欧洲不超过1:4。

欧洲社会普遍是渔猎、农耕、畜牧共存的混合生产方式,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方式是没办法搞集权的,即使是最大限度榨取剩余价值的农奴制,其生产力也负担不起中央集权的成本,只能玩分封,搞包税制。

是的,罗马帝国、查理曼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都是包税制,它们并不是集权帝国,和我国的帝国有质的区别。   

当时的世界其他地区,要么生产和生活方式不能统一,要么农业生产力达不到集权所需要的门槛。

而东亚季风所缔造的天时,让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拥有了统一的社会和物质基础。

那欧洲什么时候农业生产力越过了中央集权的门槛呢?

美洲农作物传入之后,玉米、土豆、红薯等高产好生养的主食普及之后,欧洲才进入帝国时代,英法俄等帝国兴起。

          

平原河川与地利

国家统一,需要一个较大的核心区,这个核心区要一家独大,对周边的小地理板块形成体量上的碾压,才能让周边板块长期接受核心区的管理。

在农业时代,只有平原能够养育最多的人口,这个核心区指的是大平原,幸运的是,我国的华北平原和周边的小平原即是这样的地理格局。   

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形成一个连贯的核心区,周边一系列的小平原和盆地作为“卫星平原”,围绕东部大平原形成了“众星拱月”的地理格局。

试想一下,作为诸侯,不管你起家于关中平原,还是太原盆地,或者江南,如果想统一天下唯有进军中原。

于是,各路诸侯在中原混战,通过类似养蛊的模式,最终决出一个王者。

当你获得了中原,也就获得了碾压其他诸侯的力量,也就获得了统一天下的基础。   

什么?你不想统一天下,只想偏安一隅,那也行,那就等着被其他诸侯统一,总之,天下是要统一的。

 

同时,中国的两大水系同样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长江与黄河。

长江、黄河的东西流向,让整个流域都处于相同的纬度带,相似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十分便于内部的物质和文化交流。

此外,长江和黄河还有个十分神奇的特征:单看干流,它们从青藏高原分道扬镳,然后分别东流入海,但如果加上支流,我们发现长江与和黄河从未走远,它们从上游一路“纠缠”到中游。

黄河的支流渭水和长江的支流汉水、嘉陵江在位置上只差一个分水岭,只需要翻越蜀道、武关、老界岭就能达到两大流域。   

而下游的长江和黄河虽然相互远离,但海河与淮河水系这两个小可爱,搭配长江与黄河,成为中国古代物流通道的王炸组合。

海河与淮河水系分别铺满华北平原南北两部分,支流众多,水网密布,流速平缓,是华北平原的水运通道。

大家可不要看现在华北平原的水网大多都没水,那是因为地下水超采严重导致的,事实上古时候发生在华北平原的战争,都是以华北水网作为运输通道。

如果这时候修条运河,把整个东部平原连接起来,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四大水系,那整个中国就再也难以分开。   

中国不仅这么想,而且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这么做了,魏国、吴国、楚国、越国都开凿过运河连接各大水系,在一千多年前的隋朝,成体系化的京杭大运河正式开通。

就像一首词所唱:“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里面出现的“汴水、泗水、瓜州、吴山”,分别点出了开封、徐州、镇江和苏州附近地理板块,它们通过运河实现了一衣带水。

          

“内忧外患”与人和

中国古代最典型的内忧外患,分别是黄河泛滥和游牧入侵。

黄河,在不太稳定的季风气候之下,虽然缔造了肥沃的华北平原,也带来了严重的水患。

黄河可不是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之后才开始泛滥的,在上古时期黄河甚至是漫流的状态,华北平原中部形成的巨大冲积扇就是最早的“中原”,海河、淮河的支流很多发源于黄河冲积扇。   

于是,在治水的刚性需求之下,华夏先民各部落有了共同的利益,在治水的过程中,诞生的部落协作与融合,让中国诞生了第一个王朝——夏朝,治水有功的大禹成为第一个“共主”。

治水文明,让中国的组织经验非常早熟,成了民族共同的记忆。

 

关于外患,草原游牧民族可不止是中国农耕的威胁,在亚欧大陆内部,欧亚草原从蒙古高原一直延伸到黑海之滨,这是游牧民族的大本营,所有距离欧亚草原比较近的农耕社会都是其劫掠目标。

但卷王之王的东亚,也即是蒙古高原,这里卷出来的游牧民族是最生猛的汉子,就连卷失败的西迁者也能成为欧洲的“上帝之鞭”,于是,蒙古高原成为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展开征服的策源地。   

沿着欧亚草原,在游牧民族打击范围内,中国农耕区是距离游牧大本营最近的,往往面临其第一波冲击。

而且是游牧民族在蒙古高原完成整合之后的最强冲击,历史上的匈奴、柔然、突厥、契丹、蒙古无不如此。顶住了,游牧民族要么分裂要么西迁,顶不住北方可能沦陷。

而北印度、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拜占庭和欧洲这些个农耕区,或者半耕半牧区,距离欧亚草原比较远,被游牧入侵的概率和强度远低于中国。

因为草原最强达摩克斯之剑的威胁,在民族存亡的压力下,中国的帝国体制和军事制度显得异常早熟。

治水的内忧和游牧威胁的外患,算是共同锻造了中国善于组织的民族性。

              

结语

影响中国长期一统的主要因素大致如前述所言。

东亚季风塑造的统一生产和生活方式奠定了社会基础,雨热同期赋予的农业生产力奠定了物质基础,平原河川格局奠定了政治基础,再加上源远流长的组织经验和早熟的政体锻造的民族性,让中国成为最为独特的文明体。

世界其他地区的统一进程则落后于中国,它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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