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4年7月2日)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

欢迎你穿越到1018年，大宋天禧二年，大辽开泰七年。

这一年的宋真宗，距离他的人生终点，只有五个年头了。其实，要按岁数来讲，他也不过才50岁，还不如我现在年纪大，但是，按照现代学者的研究，他们老赵家祖传的心脑血管疾病，晚年容易中风。

这种病除了影响健康，对于皇帝这个职业来说，还会带来一种麻烦，就是一旦中风，不会说话或者影响语言能力，临终的时候，重要的话交代不出来，就会带来非常凶险的政治局面。几年后的宋真宗，还有后来连续几朝的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的晚年，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老赵家的皇帝虽然养尊处优、锦衣玉食，但寿命还是不够长，有材料说宋朝当时社会上层男性的平均寿命是64岁，而皇帝呢？平均还不到50岁。

刚才说宋真宗今年正好50岁，算是刚刚过了宋朝皇帝的平均线。身体不好，他心里肯定也是有数的，所以就有一件大事要急着办——赶紧把继承人的问题确定下来啊，这是国本啊。

看过我们《文明之旅》前面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真宗皇帝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宋仁宗，这个时候才8岁。

你可能会问，皇帝只有一个独子，有什么必要非得立皇太子？

可以设身处地地想几件事：

第一，立皇太子，是朝廷正式的典礼仪式。等于是皇帝生前亲手安排了权力交接，新皇帝皇位的合法性和稳定性要强了很多。

第二，立了皇太子之后，距离他正式接班，虽然还有一段时间。但是这段时间，可以光明正大地培养这位候任皇帝的权威。大臣们也不会疑心，皇帝是不是还有啥别的想法，也会大大方方地在心理上和行动上服从皇太子的权威。

第三，更重要的是，立了皇太子之后，就可以大大方方地为皇太子配班子了。我们读古书的时候，看到什么“东宫”“詹事府”“左春坊”“右春坊”这些名词，其实都是围绕太子建立的班子。

所以，1018年，真宗皇帝既然觉得自己身体已经不行了，那就确实要立太子了。但有意思的是，这个事，皇帝不提，大臣们也不好提。

这个好理解。皇帝毕竟还活蹦乱跳的，一个大臣突然提立太子的事儿，这跟对着皇帝说“你没几年活头儿了”，也差不多。在历史上，大臣这么直眉瞪眼跟皇帝提立太子的事，通常都会掀起轩然大波。以后我们聊到岳飞，聊到明神宗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那你可能会说，大臣不提，皇帝自己提不就是了吗？

这个不是不行，但是不符合中国皇帝制度的内在特性。中国的皇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君主制度，合法性的来源不是单一的，武力得强，上天得有安排、还有历史、文化的传统，等等加总。其中有一条，就是皇帝应该是被拥戴的。你看，所有皇帝，哪怕是篡权上位的，也必须搞一个“三推三让”：

——啊我不行我不行，我不配我不配。

——哦，非得是我啊？

——好吧，我勉为其难。

这一套流程总是要走的。

就连袁世凯，那么想当皇帝，最后的仪式上也得让一让。第一，让满清的皇帝溥仪，要不你来？你不要？哦，那让第二位，明代老朱家的后裔，要不你来？哦，你也不要？那让第三位，孔子的后裔，要你来干皇帝？你也不干？哎，行吧，看来只能我了。

回到真宗的儿子，虽然父死子继天经地义，要是还能有一个天下推戴的流程，那就更完美了。

但是，大臣们不敢提，皇帝不方便提。这事儿在逻辑上就杠住了。每当到这个时候，就必须有聪明人站出来破局。这个人今年就出现了。他叫陈执中。

陈执中本来在广西梧州当地方官，给皇帝递上了自己写的一篇论文，大概的意思，就是要治理天下，最重要的几件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早定天下根本，说白了，就是要“立太子”。你看，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不是直眉瞪眼地说立太子的，是说一个大题目，然后把立太子这事塞在里面；不是指着当今皇帝说的，是说一个古今的通理，至于接不接这个话头儿顺着往下说，那就看皇帝本人了。这是一个进退自如的策略。

台阶有了，真宗果然就往上走了一步。

第二天上朝的时候，真宗皇帝先掏出陈执中的一篇文章给大家看，群臣都说，写得好。真宗大手一指陈执中，说他袖子里还有篇更好的！陈执中就从袖子里掏出来了那篇说要立太子的论文。真宗说，你们再看看这一篇。然后就非常亲切地单独找陈执中聊天，还马上给他升了官。

那群臣也不傻，马上上奏章请立太子，然后按照老规矩，三推三让，客气了三次，9月，终于立了皇太子。真宗皇帝办成了一件大事。

我看这一年的史料，真宗皇帝是马不停蹄地为皇太子做各种安排。给太子配班子，大才子晏殊，就是这个时候进了宋仁宗的班底；安排大臣们拜见皇太子，为太子制定各种礼仪；让皇太子去拜谒玉清昭应宫等等。你看，这是全方面地培养太子。

在所有这些动作中，其中有一项是真宗皇帝的特色，就是不断地写诗文，当众赐给皇太子。比如这一年的10月，真宗皇帝写了一篇《元良箴》，赐给皇太子，内容大意就是怎么当好一个合格的皇太子。“元良”就是指太子。又写了诗，赐给太子的手下。翻过年去，真宗皇帝又写了一篇《劝学吟》，赐给太子。这些动作的意图很明显，既是培养太子，也是给天下人看，在任皇帝是怎么把合法性一点点地传递给继任皇帝的。

你可能会说，慢着，这篇《劝学吟》听着有点耳熟，这是不是就是那篇著名的《劝学诗》啊？就是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那篇？

这是宋代历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很爱写诗的宋真宗，到底是不是写了这一篇《劝学诗》呢？这一期《文明之旅》，我们就聊一聊这个话题。

一口叫《劝学诗》的锅

你要是在网上搜一搜，很多资料，甚至是正式出版物里，宋真宗名下真的有一首《劝学诗》。你可能熟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但是并没有读过这首诗的完整版，那我先给你念念：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你看，一千年前的诗，也可以写成这种大白话——“要想有钱，有房，有车，有美女，好办啊，读书啊，考科举啊”，就这么直言不讳，就这么朴实无华。真宗皇帝一辈子爱写诗，他自己肯定没想到，他流传后世最著名的诗，居然是这么一首《劝学诗》。

但是，很遗憾，这首诗真不是宋真宗写的。这不是我的结论。学术界有很详尽的考证。今天我们都不展开了。我们就说一点：这个假，其实是所谓的“一眼假”。就相当于你看到一个瓷器，主人非说是元青花，你翻到底儿上一看，上面写着“微波炉专用”，那还用看什么器型、纹饰、胎底、釉色吗？

为什么这么说呢？前面我们讲，宋真宗确实写过一篇《劝学吟》。但那是写给皇太子的啊。他会拿房子、车子、钱财和美女来诱惑皇太子好好读书吗？所以，肯定不是史书里说的宋真宗写给太子的那一篇。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还写了另一篇呢？也不可能。因为其中的价值观，和儒家的正统价值观的差别太大了。如果是法家，拿钱财、爵位诱惑老百姓就范，还有可能。儒家讲究的是礼法秩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

你为什么读书？为什么考科举？标准答案就是宋代张载提出的“横渠四句”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虽然张载是1020年才出生，但是儒家的价值观，在宋代初年也是非常清楚的。你可以说儒家虚伪，但是儒家绝没有那么庸俗。

宋代的时候，就有士大夫骂这几句话：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的人带着这样的目标读书，真要是中了举，当了官，那什么坏事干不出来？这也从侧面证明，至少在宋代的时候，没人觉得这句话是宋真宗写的。要是他们明知道这是本朝先帝说的话，即使不同意，也不可能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历朝历代的正经儒家士大夫，说起这首《劝学诗》都是痛心疾首的。举个例子，比如明代的戚继光就说，小孩子刚刚开蒙学习，正好是善恶未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教他们这个？让他们为了利、为了势，甚至为了女色去读书？这种话一旦听到耳朵里，将来想让他们长大了做圣贤，就难喽。人的心术坏掉，就从这首诗开始。

到了清代的时候，甚至有人说，你看宋代为什么灭亡啊？为什么世道人心坏掉啊？都是因为真宗皇帝亲自写了这首《劝学诗》啊。

听到这里，宋真宗要是天上有灵，一定会大呼冤枉，那真是棺材板都要摁不住了。他这辈子都以儒家的圣君自诩，没想到这种诗居然套到了自己头上；他这辈子都爱写诗，没想到流传到后世名气最大的居然是这一篇；他这辈子搞东封西祀、神道设教，这事其实知道的人并不多，没想到最后留在历史上最大的污名，居然是一首他从来没写过的诗。我都替他老人家觉得委屈。

那你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冤案呢？

我想，应该有一浅一深两个原因。先说浅的。

宋代之后，出版业发达，出现了专业的出版商。那文化产品，就不只是文人表达自己的作品了，还可以是出版商用来牟利的商品。当时也没有什么著作权、名誉权之类的观念，所以就出现了那种专门假托名人的书。谁名头大，就说谁写的；说谁写的好卖，就说谁写的。

比如南宋的时候有一本书，苏东坡注解的杜甫的诗集。两大IP联手，这书卖得能不好吗？但是，这本书是伪作。

宋真宗皇帝的冤案也差不多。《劝学诗》之所以流传那么广，就是因为一本叫《古文真宝》的书。这是元代开始流行的一部儿童启蒙读物。到了清代之后，这本书在中国几乎绝迹了，但是在日本和朝鲜流传非常广。这本书开篇就用了所谓的宋真宗《劝学诗》。编书的书商为什么这么干？这样的一本童蒙教材，顾客为啥要买？因为将来要考科举。那谁劝人读书最权威？当然就是皇帝。

皇帝都说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还不好好学？反正元朝的书商，肯定是不怕让宋朝的皇帝背黑锅啊。好多代人一上学第一篇课文就学的是这个，宋真宗的这个冤啊，真是冤沉海底、百口莫辩啊。

浅的原因，就说到这里，是早期印刷文化的一种乱象。那深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科举制度的一种必然了。

科举是一根超级杠杆

前面我们说真宗皇帝：一首格调不高，价值观扭曲的《劝学诗》，居然被书商张冠李戴到了他的头上，真冤。但是，换个角度，往深了说，从科举史的角度来说，其实也不冤。

道理很简单：就是他宋真宗，让科举走向了大众啊。

科举考试的三项黑科技，都是在真宗这个时期成熟的。第一项，“锁院”，就是朝廷一旦确定这次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之后，他就不能回家了，直接送到考场。防止主考官被权贵买通。这是太宗朝立下的规矩，真宗朝继承了；第二项是“糊名”，就是把考生在考卷上的名字给糊上，等成绩出来了再拆封看这张卷子是谁的，防止串通作弊，这是在真宗朝的1007年全面实施的，我们直到今天还在用；第三项是“誊录”，就是要有专门人员誊抄考生的试卷，防止考官认出考生的笔迹，这也是在真宗朝实施的。

那你说，这三项制度的本质是什么？表面是为了公平，但其实还有更深的用意。它等于是在告诉天下所有的人：朝廷考试，只会低头看卷面，绝不抬头看你这个人。

你想，这也是挺奇怪的。本来朝廷选用官吏，应该是全面考察一个人，德、智、体、美、劳，甚至是容貌、谈吐、家世，都得看啊。但是宋朝的这套科举制度就是在坚定地传递着一个信号：不要怕自己没有关系，也不要怕自己没有见过世面，什么年纪岁数、长相颜值、社交能力，一概不是障碍。别怕，谁都可以来考，只要卷面成绩好，就可以中进士、当大官。

皇帝能不知道这样做的代价吗？当然知道。这样选拔上来的官员，不见得是好用的官员。但是，换来的是什么呢？是让科举考试变成了一个全民游戏。既然是全民游戏，社会各个阶层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自己的价值观来参与游戏。所以，《劝学诗》里出现了对科举考试的庸俗理解，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什么“书中自有颜如玉”，也就不要奇怪。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一个真正的领导力高手，在团队里，要统一的不是共识，而是目标”。对，皇帝要的，不是大家对科举都有一样的看法，而是全天下的读书人都有一样的目标。至于为什么，各人有各人的理由，就不强求了。

你看，这是宋代初年皇帝的选择。宋真宗亲自设计了一个精妙的游戏，最终却反杀到他身上，似乎也不能算特别冤。

好，宋真宗冤不冤这个问题，我们先放下。这个话题其实还可以再推进一步：你不觉得奇怪吗？朝廷用那么一点点的利益诱惑，就能让全天下的读书人都加入到这个游戏里来，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算算账，能够考中科举的人有多少画？唐朝，290年间，一共录取进士7448人，平均一年才20几个人。而宋朝呢，320年，时间和唐朝差不多，录取的正牌进士42561人，平均一年133个人。这个扩招力度已经很大了，但是，这么大的国家，一年也不过100多个人。后来的明朝和清朝，还不如宋朝呢。这两个朝代都是不到300年时间，录取的进士大概都是25000名左右，平均每年还不到100个人。

很明显啊，考科举中进士当大官，能玩通关的概率太小了。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就像《劝学诗》里说的，把这辈子所有的对功、名、利、禄、财、色的期待，都押在科举上面呢？一场胜利希望那么渺茫的豪赌，大家为什么还要赌呢？

科举有多难？经常有人拿中进士比喻成考取清华北大。其实难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就举一个县的例子，你感受一下：

有人统计过，湖南省长沙市的长沙县，古代社会，平均每60年出一个进士，每7年出一个举人。

但是到了新中国，同样是这个长沙县，平均每3年出一位院士。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考上清华北大的，平均每年超过2人。

如果不考虑人口基数，你会发现：别说中进士，在古代就是中个举人，也比今天考取清华、北大更难。

现在你可能理解了：科举制度是一项多么成功的制度设计了。仅仅放出了那么一点当官的名额，就让那么多人在上面熬尽一生的心血。唐朝就有人写诗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太宗发明的这个办法可真好啊，让全天下的英雄在这个游戏当中沉迷到老啊，真是赚大了啊。对啊，科举这根杠杆太长了，撬动的力量太大了，这确实是制度设计中的神来之笔。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当然很多很多。比如，中进士当官，收益实在太大；再比如，读书人不参加科举，出路实在太少，等等。但这些恐怕都不是根本原因。你就想啊，假设今天，有一种长生不老药，这个利益诱惑够大了吧？但是，如果说全国每年只有100颗，要通过一场公平的考试才能获得。那大多数人想想，肯定还是算了。这个竞争也太激烈了，成功概率太低了，犯不上费那个劲嘛。

那就还有一个理解这个现象的视角：游戏设计的视角。设计一款电子游戏的目标是什么？就是用一点点利益，或者非常渺茫的胜利的希望，让大量的用户沉迷、上瘾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科举其实就是一款古典时代的，不用插电的，非常成功的游戏。

游戏设计是一门大学问。你想，那是巨大的商业利益的刺激下，那么多聪明人反复研究出来的东西，智力含量很高的。但是基本逻辑也就是那些。比如要有清晰的、有吸引力的目标；要有持续的奖励、积分和荣誉系统；要有良好的游戏界面和丰富的游戏体验等等。咱们可以对照想想，科举考试是不是也都有？

再比如，游戏设计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就是：要给奖励，但是奖励最好是随机的。说白了，不能让玩家有一分努力就有一分收获。得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有时候颗粒无收，有时候大喜过望，奖励是不确定的，玩家才容易上瘾。请注意，这不是什么经验，这是有深厚的心理学理论支撑的设计。如果不信，你可以去查一个词，叫“斯金纳的盒子（Skinner Box）”，你会发现，随机奖励，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的心理学的学术成果，只不过现在用在了游戏设计里。

其实，你对照一下科举考试，也是类似的。有一句话，叫“场中莫论文”，意思是考场里面没有天理，文章水平高，不见得就能考得中。类似的说法还有“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决定考试成绩的重要因素，前四个全部都是玄学，而读书本身，只排第五位。但正是因为这种命运无常的感觉，让一代代的读书人飞蛾扑火，前赴后继。你看，这就是随机奖励带来的沉迷效应啊。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游戏设计必须给玩游戏的人以超强的掌控感。

玩游戏的人心里得清楚：虽然打通关、成大神很困难，但是从小白到大神、从青铜到王者的路径是非常清晰的。路就摆在那里，只要你顺着往上走，就有希望能到。

你看，科举是不是也是这样？从秀才到举人到进士，成长路径是清楚的。更重要的是，考试内容也是非常非常确定。唐宋时候，还有一些变化，到了明清的时候，就是四书五经。清代有人就给学生算了一笔账：你们每天背300字，不过分吧？那你看，诗经四万多字，你们100多天背完了吧？书经两万多字，你们90天背完了吧？等等等等，这么一算账，怕什么？一共花690天，不到两年时间，五经都能背完。just do it！背就是了。

你还别看不上这种确定性。今天中国的高考，跟古代科举当然不是一回事，但跟科举有一个地方是相通的，它很牛的地方，就是没有难题怪题。这也是高考命题组最体现水平的地方。

有一次，我和一位大学校长聊天，他就在高考命题组里面待过，他提到，就拿语文卷子来说，有一项很重要的命题原则，就是不能出最穷苦的孩子无法作答的题目。比如，高考考卷里就不能出现“冰激淋”。因为山村里的孩子可能真的就没有见过冰淇淋。一个山村的孩子，只要有起码的教科书和习题集，只要肯下笨功夫，也一样能考取大学。

说到这儿，我们就明白了，科举制度，哪里仅仅是什么考试制度、教育制度、文化制度？它还是中国古代皇权社会中维持最大程度社会共识的一个基本政治制度啊。

再回到我们本期节目讲的《劝学诗》，它哪里是什么对科举考试的庸俗理解呢？它是允许任何人带着自己的理解踏上全社会有共识的一条竞争之路啊。

科举制度的隐藏功能

今天这期节目，是从《劝学诗》入手，我们来看看科举制度和中国社会之间的真实关系。

我们现代人思考问题，喜欢分门别类地去想。比如科举属于什么制度？是文化制度、教育制度、考试制度，还是政治制度？其实，只要这么分类去想，就有可能低估了科举的价值。

有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气质》，作者是美国的一名传教士明恩溥，1890年写的。这本书里讲，中国人缺乏严密的组织，他们习惯于松散的社会状态。传统社会就这样。但是，你别看整个社会背景一片模糊、混沌，里面有一根定海神针一样的东西，那就是科举。它有着极强的社会渗透性，将原本松散的、看似毫无关系的各个阶层，牢牢地固结在了一起。

这么说有点抽象。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视角，就是如果没有科举，那中国社会将会发生什么。现在我们是在公元1018年，我们往后跳跃1000年，来到公元1905年前后。当时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必须要废除科举，举办新式的学校，不然中国就没有办法完成启蒙。这个判断不能说错，但是当时的人还是低估了废除科举的后果。

废除科举，能有什么后果呢？当时人能想象到的，无非是原来参加科举的人，没有了出路。

当时的杂志上，曾经透露出张之洞和慈禧皇太后之间的一段对话。慈禧本来是有担心的：废除了科举，失掉了天下读书人的人心怎么办？

张之洞说，没关系啊。分三种情况看：如果是比较年轻的，可以转过头来上新式学堂，学习新知识。如果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呢，还可以在新学堂里当老师，传统的知识也需要传承下去啊。至于岁数大的，五六十岁的人呢，反正岁数也大了，想必也不愿意再考了。就算了呗？所以，关于失去读书人人心这一条，不足虑。

慈禧太后一听，那好吧，既然张之洞这样科举出身的人都想好了要废科举，那就干吧。听起来好像考虑得很周到。但是废除科举的后果，还是出乎大家的意料。

我们就从张之洞的那段话说起，是不是岁数大的人，反正考取科举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废除科举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呢？这话大错特错。

科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可以像电子游戏那样，可以随时重来，就是玩游戏的人经常说的“save/load大法”。我可以存储进度，这次不行，下次再来，我一辈子都有这样的希望。举个例子，整个大明朝的科举，您猜猜，是19岁以下上榜的考生多，还是80-岁以上上榜的人数多？搁到今天，活到80，生活还能自理就已经算是让家里人省心了吧？有一份学者研究的数据，就拿福建一个省来说，不仅后者上榜人数比前者多，而且是多出将近两倍！后者一共上榜84人，前者一共上榜43人。

看出来了吧？老人家还有机会，激励的可不是老人，而是所有人。

宋代的科举制度里有一个独特的制度。如果你通过了地方上的州试，但你就一直考不过礼部的省试，都考成老头儿了，那皇上开恩，专门给你们这些老考生单开一种容易的考试。考取了，也是进士，不过是叫“特奏名进士”。这种进士，在官场上当然没有前途了，但好歹也是一个安慰奖。话说，后来的宋神宗年间，一位七十余岁的老儒，在特奏名殿试的试卷上就写：“臣老矣，不能为文也，伏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诶，就这样，也能录取。

如果我是一个年轻的考生，看见这样的案例，心里就会想，努力吧，即使一辈子考不取，也还有特奏名这样的机会，朝廷厚道啊，还是给兜了个底啊，不至于到最后血本无归。

所以，废除科举的第一个连锁反应，不仅是老人没了希望，而是所有读书人都再也看不到那个可以稳步上升的台阶了，是所有人的人生希望之光都暗淡了一点。

那接下来的连锁反应呢？我手里这本书，是历史学家罗志田老师写的《权势转移》，其中引用了一段当时人的话：

“过去乡村中，秀才先生或书塾老师有极大的潜势力。他是一乡中的审判者，一乡中的号令者，一乡中的指挥者；他是一乡中所‘佩服’的人；假如这位秀才先生或乡塾老师，果真是道德高尚，则他的话差不多即可成为号令。”村中如有争议，“往往请求他去批判”；有“新事情发生了，则一般民众大都不约而同去听受他的意见”。

是的，我早年当记者到农村去采访的时候，还能遇到类似的场景。来记者了嘛，村长在家里请我们吃饭，还必须得把乡村小学的校长叫上。那就是村里的读书人，是享有一份乡土威望的人。

从这个场景，你也可以看出来，对一个读书人来说，科举制度的价值，不仅仅中进士当大官那点终极诱惑，只要你是一个读书人，哪怕只有最初级的功名，只是一个秀才，在自己乡村里就可以受到非常的尊重。就像我们熟悉的段子，范进中举，为什么高兴成那样？将来是不是能当官发财，眼下谈不上，但至少自己的老丈人不敢再看不起自己了，自己在邻居中的地位马上提升了。这是非常现实的收益啊。

而科举一旦废除，乡村里最受尊重的读书人的声望，马上就矮了半截。要读书的人，也不待在乡村里了，而是要进城里的学堂。梁漱溟先生在1929年调查过江苏江宁县的情况，县里的常住人口中，男性文盲占比82.2%，但是奇怪，在离开江宁县的外出人口中，男性文盲仅占比63.9%。这说明什么？说明农村的读书人在往大城市跑啊。那乡村里的秩序怎么维持呢？“大自然厌恶真空”啊，自然有人来填补这个秩序的空白，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农村大规模出现土豪劣绅的其中一个原因。你看，这也是废除科举的连锁反应之一。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连锁反应是：中国的基层教育崩溃了。

还是这本《权势转移》里的材料：民国初年，山西五台县永兴村的乡民说：

民国的书房，真是讨厌！娃们念的书，今年这样，明年那样，换的真热闹，也不见念成一个。看人家前清时候，书房里念的书，不只是哥哥念了兄弟还能念，就是爹爹念了儿还能念，爷爷念了孙子还能念哩。书老不换，人家还进秀才、中举人；现在书倒换的勤，也不见念成一个呀！

你听听，这是当时底层老百姓真实的声音。这说明什么？说明教育的成本大幅度上升，而教育成果的确定性大幅度下降了。

是，四书五经，确实因循守旧，但是穷人家置办一套书的成本没有那么高啊。有人算过账，穷家小户，凑钱买几本书，办个私塾，硬投入不过10两银子。所以，在那么贫困的古代社会，中国的教育能那么普及。从这个角度上说，科举制度，其实是一个全民动员全民投资的教育普及运动。后来新式教育来了，办成一个科目齐全的学校，那可就贵了，不是乡村社会负担得起的了。

那就自然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教育没法民间自己办了，必须国家来办。学校虽然更豪华了，但是全民总体的教育投入其实是下降了。第二，国家要办好学校，也只能集中资源在城市里办，当时中国基层乡村的教育反而衰落了。

1926年的时候，革命家彭湃写了一份《海丰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就说，二十年前，村里还有穿着“六寸鞋”的斯文人，现在别说六寸鞋，连穿鞋的人都绝迹了。

你看，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中国不只是更换了一种教育体制、人才选拔体制而已，而是拔掉了用一千年的时间才形成的稳定全社会的定海神针。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废科举”不对，而是说，它的影响远比当时的人以为的要深远。

今天我们是从《劝学诗》入手，跟你聊了科举制度。

这首诗，看起来很庸俗，什么“黄金屋”，什么“颜如玉”，一点也不高级。但是——

一个读书人，带着升官发财娶美人的想法，开始自己的科举之路，结果百炼成钢，最后成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一代名臣，不正常吗？一个当兵的，最开始可能只是为了当兵吃粮，不至于饿死，结果百战功成，最后成了杀身成仁的民族英雄，不可能吗？

一个成功运转的制度，从来不会排斥人类的那些隐秘欲望，相反，它会直面这些欲望，始于尊重、进而接纳、终于提升。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带着各自的小心思，哪怕是庸俗的心思，加入到这个有着民众共识和宏伟目标的游戏里来，然后各得其所。

一种文明变得越来越伟大，不会是因为它在道德上越来越洁白无瑕，而是因为它越来越有能力保护、尊重和发展更多的人。在中国科举制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文明光芒。

在《文明之旅》的公元1018年，我们为宋真宗辨白冤枉，《劝学诗》真的不是他写的。同时，我们也想告慰宋真宗说：就算你被冤枉了，也没事，因为这就是经你改良之后的科举该有的样子。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咱们公元1019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