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4年7月14日)

2003年在广州上学的时候，系里请了一个香港大学的老教授，每周从香港过来上一天的课，然后返回香港，前后一年时间。那个老教授是个华裔，在加拿大出生，在美国长大并上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在美国开始当教授，后面到了中年回到香港大学教书，随着97年香港回归之后，他跟内地越来越紧密，就有了来广州给学生上课。

这个老师前半生都生活在英语环境，虽然父母是中国人，但英文比中文好太多，但随着他到香港接触中文文化之后，特别着迷中国的历史文化。那时因为我本科是人文科学，算是有一点文史哲的底子，所以上课后被他偏爱，极力引导我去香港实习和读博士，推荐我去认识香港好几个大学的教授。

在第二年的上学期，他就帮我联系到了香港大学行为健康中心的实习机会，那是我第一次去香港，算是除了这个教授就不认识任何其它人，是去了之后才发觉我完全没考虑到住的地方，那个教授以为我都二十多岁了，自然知道怎么搞定住宿的事情，而我则理所当然的以为这个教授会安排，结果到了香港我们才发现这个住宿没着落的问题。那个教授自己一个人住一栋房子，孩子都在美国，刚好家里有空房，就问我介不介意住在他家里，作为大陆来的我当然不介意。然后就大大咧咧的住在教授家里很久，跟他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去港大实习。

直到有一天办公室里一个师姐问我对香港印象如何，住在哪里？我说我住在老师家里，那师姐张大了嘴，那吃惊的表情让我至今记忆深刻，她说她认识教授都快十年了，都不知道教授家在哪里，而我居然只来香港几天就住在教授家里去了。而我也很奇怪，为什么香港人关系这么疏离。

后来我跟这个教授谈起这个事，他笑了起来，说他在香港居住了二十年，除了我之外，的确没有学生到他家里，他很担心哪一天他死在家里，大概也没有人知道，说这就是香港的人际关系。为了让我理解这种关系，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在美国大学上课时，学生直呼他的大名David，说完事就走，上课也没有个上课的样子，翘腿、躺着的各样都有，还喜欢随时发言辩论。他到香港当教授之后，学生和其它同事都称呼他Professor Ho或者Doctor Ho，非常客气，除了专业的事情找他外，跟他没有什么联系。

但他到广州大学上课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称呼他何老师，除了上课外，下课也会找他交流，愿意跟他分享各自的事情，也愿意跟他请教生活乃至感情上的困惑。总想蹭何老师的饭吃，也会拿着有限的研究生津贴去请他去学校门口吃路边摊。

这个何老师给了一个结论，在美国，即使他是个教授，那些美国学生也没把他当回事，就是一个普通的个人，没有喜欢不喜欢，更谈不上尊重。在香港，别人尊重他的专业和社会地位，但也仅限如此，而在大陆，学生是把他当做一个有学识的老师，是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对他信任、尊重和亲近，愿意跟他建立紧密的关系。他个人随着年龄大了，越来越喜欢大陆这种充满了敬重和亲近的关系，不想在家里死了都没人知道他家在哪里的那种社会孤独。

我问他是不是很多人都想去美国，就是喜欢美国的那种可以在教室里翘着二郎腿，随便讲话的自由？他说他当初在美国年轻时也经历了那种追求极致自由的运动-嬉皮士，参加过反战游行，还被征兵办选中了，结果因为一个机械操作测试能力不通过被否了，后来就加入各种出格的嬉皮士活动，是极致的自由和放纵，到了三十岁才去读博士教书当教授，当教授的同时还在美国的精神病院当临床咨询医生。

以他前半生的经历，他对自由的理解是，年轻人在刚到大学独立的那一个阶段，是最向往极致的自由，总结一句话就是谁都不要管我，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极大的放纵欲望，特别憎恨传统道德束缚、家庭责任、文化习俗以及一切的规则和法律，就想以自己为中心重构一切。

至于很多人总想去美国，一部分人的确是觉得美国好，也有一部分人就是厌憎束缚。在美国作为普通人，你有最大的自由就是你可以想怎么样变坏，只要不是伤害到其它人，是没有什么人管你的，包括你交朋友，离群索居、做流浪汉，甚至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都没有人管你。最主要的是就算你失恋了，退学了，被开除了，去赌博破产了，或是离婚了、吸毒了，除了你来往亲密的父母外，也没有别人会把这个当回事，是觉得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为自己负责，跟别人没什么关系。

在国内，是每一个人都活在各类的关系网中，既享受着各种关爱和资源支撑，也必然会受到各种束缚，别说那些我们国家一定会管的像吸毒之类罪大恶极的事；就算你想办离婚，都得受父母和政府的劝导；你要是失恋了父母和朋友也是各种安慰，在中国还有绵延的文化传承和道德规范，比如对老师，那就是有极高的道德约束和文化期许的。

所谓的精英或是自诩为能力很强的人，可能会对自由更向往，而更多的普通人，天生就生活在这种资源匮乏和能力欠缺的环境中，必定会感受到不自由。很多事不是想做就能做的，但那种让个体变坏变差的自由，还是约束为好，人性是最容易向下滑落的，人不仅仅属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