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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言   思辯
國內有特殊背景的有識之士怎樣看香港的地產金融集團(7)
 
王文彥
怡居地產常務董事及
中原地產創辦人
2019年11月30日
與地產金融集團決戰在即

《特區政府與勢力集團決戰在即》繼續說:

『地產金融集團此時祭出了他們慣用的手段——抗議示威。梁振英就職僅半年之後的2013年元旦,便有大量市民組織遊行要求其下台。組織者宣稱有13萬人,第三方估計為3萬至3.3萬人。但是此時梁攜競選大勝之勢,並未被扳倒。

眼見一計不成,地產集團又生一計。2013年年初,發起人戴耀廷開始策劃“占中”運動,並於2014年實行。主辦方聲稱整場運動參與人數約120萬人,占全香港人口的1/6。該運動嚴重沖擊了港府的威信與梁振英的聲望。

梁振英最終也沒能戰勝地產商,2016年宣布因家庭原因放棄爭取連任。

香港地產大佬們此時再次確認,這一招可以有效打擊政治對手,甚至迫其下台。

而且此時開始,媒體的傾向性愈發明顯,幾乎是一邊倒地反對政府。其中原因,除了部分媒體的後台老板就是地產金融集團,還因為媒體要生存就得靠廣告,而在香港能夠有錢投放廣告的人,多數屬於地產金融集團陣營。因為他們不僅控制地產,也控制了香港的自來水、電廠、超市零售業、碼頭等等社會的方方面面。無論哪家公司投錢做廣告,背後的資金來源無非就是這些大家族們。作為媒體,自然不敢針對他們,還要主動迎合才行。

2017年,林鄭月娥上台後在樓市政策方面繼承了董、梁的方針。她在施政報告裏寫到:香港樓價高、租金貴,形成巨大的生活壓力,是嚴峻的民生問題。住的問題亦影響了家庭結構,扭曲了價值觀:不少人的目標就是盡量賺錢買樓供樓,青年人選科和擇業都要向錢看。住的問題也是香港最嚴重的安全隱患,不少家庭走投無路,甚至要住在工廠大廈內的隔斷房。

因此林鄭月娥大力推行改革,將政府資助房屋(俗稱“居屋”)的定價與市場價格脫鉤,並以申請人實際承擔能力定價,變相將居屋的定價由目前評估市值的70%降低至52% 

林鄭月娥還繼承了梁振英的填海造地方針。2018年,她提出《明日大嶼願景》,其中填海計劃預計建立規模達1700公頃人工島,興建2640萬套住宅,7成為公營房屋,可供70110萬人居住。

面對林鄭月娥的正面出擊,地產金融集團故技重施。2019年出現了大規模騷亂,這次他們給出的表面原因是“反修例”。不過這明顯跟普通老百姓完全沒有關系,卻引發了大規模的遊行,甚至演化成了暴力。背後是誰在主使,答案不言自明。 

香港已經處在一種相當深度的分裂狀態,這一次是兩派力量真正的大決戰。港府和背後的中央已退無可退,必須控制住局面。 

我認為有一種好的辦法可以幫助戰勝地產金融集團,具體分為三方面。 

首先,要讓香港普通人認識到香港問題真正的關鍵所在。誰是讓香港老百姓生活很壓抑的罪魁禍首?大家憤怒應該傾瀉的方向是誰? 

其次,要使地產和金融大佬之間產生分化。高地價雖然可以讓銀行這幫人獲取高額利潤,但他們也非常擔心如果再次爆發金融危機可能使貸款出現爛賬。雙方既相互依賴,同時又相互警惕。而且這些大佬們在內地多有投資,如果要顧及這些利益,就不能和港府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對著幹。 

再次,要扶持起香港的科技創新勢力,與地產和金融勢力集團形成三足鼎立之勢。比如借助粵港澳大灣區整合機會,用香港各大學的研究力量、大陸的資金、土地優勢,對接具體的項目,培養100個左右科技創新企業,讓他們有實力來平衡地產與金融勢力。 

總結一下,現在已經到了香港兩派力量大決戰的時刻,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如果林鄭月娥這次也被迫下台,那麽就不再有人敢挑戰地產金融集團的利益,香港將走向一條不歸路,房價會越來越高,底層民眾的憤怒將無以覆加,無論從經濟上,還是政治上,穩定都無法維持,那時候香港就徹底亂了。』 

作者的三個提議基本上成立,中央和特區政府若從善如流,香港的天下第一高樓價將無可避免大幅下降,最終弱勢社群有機會有能力自置居所,年輕一代有機會有能力上樓、上位及上流,社會深層次矛盾縱使不能徹底解決,亦可大幅紓緩。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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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phen Wong 2019-11-30 11:26:29
無人敢答嘴.
2. 區選之後,香港的暴力活動為何暫時趨緩? 2019-11-30 21:07:57

上周日的區議會選舉,以反對派大勝,奪得八成以上的議席告終。近日內地有些媒體將香港的區議員類比為內地的“街道辦主任”,這其實還拔高了。香港的區議員從制度設計上看是為了專門服務某個小選區,所以採用單議席單票制,保證責任清晰。但這樣也就容易造成“贏家通吃”的一邊倒現象,只不過上兩屆建制派是贏家,本屆換了反對派。這次區選,每個小選區平均的登記合資格選民不過9000人左右,對應全體居民大約15000人。如果要和內地的公共職務類比,只相當於“居委會主任”,比“街道辦主任”更低一級。由於區議員權力小事務繁,過去反對派往往不太重視,這次為了全面奪權才拼命動員,並且無所不用其極。

 

即使假設投票和點票過程基本公平公正,從得票比例來說,反對派自己也沒能突破“四六定律”,只有58%;而建制派依然有40%多一點(約2%是所謂獨立人士得票)。得票比例和最近一次大規模選舉,2016年立法會選舉差不多(當時約58:42),但當時投票率只有55%,選民380萬人,而本次投票率達70%,選民420萬。這其實已打破了所謂投票率越高,一定越利於反對派的神話。所以連反對派的民主黨主席胡志偉都公開說建制派得那麼多票不容易,亦即暗示反對派對自己的得票率也不很滿意,建制派還有什麼理由灰心喪氣呢??

 

更不要忘記這是在香港幾乎九成以上的媒體偏黃,而且5個多月不斷造謠煽動抹黑攻擊警隊、政府和建制派,美化暴徒,合理化暴力的情形下取得的;更不要忘記這是香港仍然籠罩著一片壓抑的黑色恐怖下的不正常投票。僅此就必須對這些勇敢走出來投票支持建制,支持止暴制亂的選民由衷地感謝和敬意,更不能看到暫時失利就又動搖退縮甚至妥協投降,背叛自己最忠誠的支持者,否則只能被支持者不齒和拋棄,更為敵人所鄙視,最後一定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很顯然,一個反中仇中的人,不管是否支持暴力,要麼投反對派的票,要麼不投票,而絕不會去投建制派的票。這些建制的支持者至少真心承認中國是自己的祖國的,這在現今的香港已經很不容易了。

 

本次動亂和選舉說明,建制派、特區政府和北京最需要檢討的是媒體和宣傳。香港的偏藍甚至偏紅媒體僅從數量來說並不少,但以影響力計比偏黃乃至黑暴媒體差了至少一個數量級,尤其對年輕人影響最大的新型網絡媒體幾乎全線淪陷。這些藍/紅媒體長年渾渾噩噩,無所作為,吸引不到更打動不了大多數普通市民。以鳳凰衛視為例,這個電視臺在1997前後籌建和在香港註冊成立,目的不言自明。它的運作方式可稱之為“偽商業操作”,因為它最大最穩定的收入是出售轉播權,即以表面上商業的形式由各省市電視臺支付落地費,實際是怎麼回事,大概也不必多說。然而,這個號稱“香港”的電視臺,二十多年來對香港本地社會的影響力幾乎為0,大概只有部分新移民和內地駐港機構人員會看。因為它主要使用的語言是普通話而非粵語,主要節目形式也不是一般香港人所喜歡的那種通俗化,市民化的形式。這個鳳凰衛視最大的作用是花國家的錢養了一批內部和外部的既得利益者,例如許多十幾二十年不變的欄目主持人和嘉賓。

 

如果香港的偏黃媒體和藍/紅媒體影響力之比不是9:1,而是5:5,很可能建制派和反對派的得票比就會反過來,變成建制大勝。甚至哪怕只有7:3的比例,建制派的得票和席位也將和反對派勢均力敵,不落下風。然而即使不論前期競選過程中黑暴勢力對建制派候選人和選民的種種威脅和騷擾甚至破壞襲擊,僅就當天投票和計票過程而言,也有很多非常明顯的操縱作弊的地方,使得這次選舉的公平公正性非常可疑。網上已有文章列出了不下十幾種干擾阻撓建制派選民和給反對派種票造票的手法,下面只著重分析我認為可能最嚴重的一種:

 

香港選舉的一般投票過程是:該區已登記在冊的選民,在選舉當日到投票站,接受票站人員檢查身份證後,自行在選民登記冊上找到自己的名字劃去,然後就能領票,在密室用指定印章蓋上選擇的候選人,然後完成投票。在這個過程中,檢查身份證的只有一人,在登記冊找自己名字劃去時也無人監督,顯然,這裏存在非常大的漏洞和可操控空間。

 

譬如,某甲並非該區選民,但他卻和檢查身份證的某乙事先串通,到時假裝驗過身份證和劃了名字就可以領票投票。如果某乙事先和很多人約定暗號,那麼十五個小時的投票時間,放幾百個不是該區,或者是該區但沒有登記的人進來造票不是什麼難事。一個選區平均只有9000選民,七成的投票率即共約6000張票。幾百張造票足以在那些原本勢均力敵的選區造成決定性優勢。在以前的選舉中,反對派造票的意願並不太強,更關鍵是,反對派的支持者還未能嚴密組織起來。然而經過近半年的暴亂,黑衣暴徒與所謂“和理非”和黃媒記者,醫護,社工等密切配合,分組活動,組織性極大的提高,要搞這種造票已非常容易。

 

所以選舉當日就有報導,一些票站外冒出許多排隊的年輕人,但警察一到就轟然四散。現在看來,這些人的主要任務還不是企圖阻礙年長的選民投票,而是乾脆直接造票。因為他們不是本區居民,怕警察查出身份,所以走避不及。還有更多的報導指,有些選民到場才發現自己的名字已被劃去,或者有些票站人員說幫選民劃去名字又沒有劃,更離譜的還傳言說個別票站的票比登記的選民還多。種種跡象都說明此次選舉造票的現象相當普遍和嚴重。

 

相對而言,開票和計票過程中的作弊現象可能影響沒有那麼大。因為香港選舉的計票是可以有各候選人的代表在現場監票的,大規模作弊有風險有壓力。然而即使這樣,民建聯也有幾個候選人在計票現場提出重新點票,結果都實現了翻轉,可見問題有多嚴重。

 

所以本次選舉根本就是組織嚴密手段毒辣的反對派吊打各自為戰束手束腳的建制派,就像這幾個月香港街頭經常見到的黑衣暴徒群毆孤立市民,結果當然一邊倒。就算反對派每種操縱和作弊手法的直接效果不是特別大,但十幾種疊加起來,足以明顯改變格局。估計如果是完全公平公正的投票和計票,反對派和建制派的得票比例應在55:45左右,建制派增加四五十個議席(反對派議席相應減少四五十個),達到100個以上,雖然還是輸,但至少不算一邊倒。更為嚴重的是,反對派這次嘗到甜頭,卻沒有什麼懲罰,今後它一定會更放肆操縱,大膽作弊,建制派以後任何選舉都不可能贏了。

 

一個比較詭異的現象:區選結束後這幾天,除了反對派及其支持者們的一些慶祝集會,全港並無發生大規模暴力活動,甚至零散的暴力現象也幾乎沒有報導,和最近幾個月的情形天壤之別。這是為什麼??難道是反對派和暴徒們忽然良心發現,大發慈悲了??

 

當然不是!!已經暴力成癮又未曾受過嚴厲制裁的暴徒們怎會輕易停手??反對派全面奪權的目標尚未完成,怎會善罷甘休??暴力活動之所以暫時趨緩,有次要和重要的不同原因。次要的原因例如:理大之戰暴徒士氣大受打擊,需要暫時調整休息,更有1000多人被捕或被登記身份,需要安撫和改變對策;有些暴徒需要“論功行賞”;幕後“軍師”需要設計新行動方案,等等。但最重要的原因應是以下三個:

 

其一,反對派要不斷灌輸並讓普通市民相信“暴力氾濫是因為政府漠視民意,不回應五大訴求”的歪理。如果反對派區選大勝,而嚴重暴力活動依然不停發生,市民很容易會將暴力和反對派得勢聯繫起來,這對欺騙市民,騎劫民意全面奪權自然十分不利,所以必須暫停一段時間,營造反對派得勢,天下多麼太平,生活多麼美好的假像。

 

其二,反對派要保住區選勝利果實。如果這時讓暴徒們繼續作惡,在一片“勝利”的狂歡下,暴徒們難免不受控制,做出某些可能超越紅線的事情,引來國家武裝力量的干預,這樣他們的奪權計畫就會功虧一簣。

 

其三,反對派和暴徒們在嚴重擾亂市民生活數月後讓他們能喘息一小段日子,然後再以政府“漠視民意,不回應五大訴求”為由再次發動和升級暴力示威,並在黃媒鋪天蓋地的宣傳配合下將責任全部推給政府和警隊,此時剛剛享有一小段安穩日子的市民很容易就會受他們煽動,跟著埋怨政府和警隊,直至參加反政府反警隊的活動,壯大反對派和暴徒的聲勢。這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又一充分運用。

 

由此可見,香港這場動亂和暴亂根本不是什麼“無大台”的“自發抗爭”,而是非常有組織有預謀有步驟的港版“顏色革命”,其幕後軍師和策劃者不僅陰險毒辣,富有經驗,而且可以全面掌控並指揮大大小小的反對派和暴徒們做什麼不做什麼,何時做何時不做,收放自如。除了美國的CIA特工和NED等所謂非政府組織,誰能有這樣的經驗和號召力??

 

相對地,特區政府管治班子不僅嚴重缺乏經驗和魄力,而且總在明處,即使是閉門的討論和決策幾乎都逃不過對手的刺探和內鬼的洩密,怎能不越來越被動,越來越失控??

 

估計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最多能喘息到年底。待明年11日新的區議員正式上任,新的區議會正式開始運作後,暴亂將以更猛烈十倍的規模爆發。因為屆時不僅前有暴徒後有“和理非”,還有體制內的大規模對抗。反對派區議員將以政府對區議會和議員10億元以上的撥款資助暴徒,支持暴亂;反對派操控的全港區議會將以十八區聯名的形式不斷譴責政府,譴責警隊,讓政府和警隊處於更加難堪和難辦的境地。在這種形勢下,以林鄭班子一貫的軟弱作風和怕死心態,加上美國涉港法案的制裁威脅,很可能直接向反對派跪地求饒,全部答應投降條款,即所謂“五大訴求”。而警隊看到止暴無望,也很可能為求自保而宣佈“中立”,甚至掉頭參加反政府。這時,反對派一定正式組建“臨時政府”,他們等了20多年,早已迫不及待,只要有機會奪權,就不會等到9月份新一屆立法會選舉了。反對派成功奪權之後,一定是對不願投降和屈服的人窮追猛打,趕盡殺絕,套用種種罪名加以陷害。

 

香港的暴亂之所以持續近半年不能平息,還越演越烈,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是司法機構的縱容和掩護,以至和特區政府甚至北京公開對抗。香港警察雖然很克制,但也夠努力了,迄今為止抓捕了5000多人。這其中哪怕只有50人被判1年以上的刑期,暴徒們也會收斂很多。然而至今判刑的紀錄居然為0,只有幾個不痛不癢的社會服務令。

 

在暴亂剛起之初,北京對香港的法院還是有些期待。因為香港法院雖然對“占中”一類大體和平的抗議活動抱有明顯的同情,但對“旺角暴動”的判罰不算手軟,至少有幾個人判了幾年不等(最高6年)的刑期。北京以為香港法院在對待暴力問題上態度還算鮮明。然而此一時彼一時,本次暴亂香港絕大多數法官顯然採取了默許甚至暗中鼓勵的態度,部分還可能深度參與了顏色革命的謀劃。香港法院就是不斷拖延,等到反對派越來越得勢,可以威迫政府撤掉大部分對暴徒的起訴,他們就不用難做。現在這個目標正在逐步實現。

 

在香港,權力最大的其實是法院和法官,他們可以判政府政策和官員違法,判立法會的法例和議員資格無效,自身卻幾乎無人能夠監督制約,甚至外界稍微的質疑和批評都可能面臨“藐視法庭”的控罪。香港法院在本次暴亂中的取態,除了有組織密謀(部分人)和集體默契(其他人)配合推翻特區政府外,沒有任何說得通的解釋。

 

所以目前香港已經只剩下兩種可能:要麼出動武裝力量,由中央宣佈(特區政府和林鄭班子一定不會自己宣佈,不會願意承擔責任,更怕被美國和西方制裁)實行緊急狀態,徹底改造香港的各項制度,清除殖民遺毒後再實行新的一國兩制;要麼只能眼巴巴地看著顏色革命一步步成功,最後很可能連名義的“一國”也保不住;即使保得住,也是丟盡臉面,而且香港內部的愛國人士會受到嚴重打擊和迫害,愛國群眾也是灰心失望,以至絕望恐懼。

 

何時和怎樣出動武裝力量,這個問題只能讓國家和歷史回答。但在此之前,建制派,港府和國家並非無事可做。對建制派而言,首先就是要穩定軍心和支持者基本盤。建制派必須發表聯合聲明,展現永不放棄,戰鬥到底的決心和團結一致的面貌,振奮自己和支持者的精神。同時,建制派和港府必須緊緊抓住選舉過程中的各種作弊行為嚴密調查,如有充分證據應推翻結果重選,並對作弊者提出刑事檢控。這樣即使能翻盤的席位不多,也能對反對派形成震懾,打擊反對派的氣焰,並教育中間部分市民,促使他們反思。建制派同時要明白,國家要下決心出動武裝力量和強力干預也並非易事,而林鄭班子肯定不會主動這樣做,只能由建制派自己組團上京向中央極力陳情,請求中央出手。

 

特朗普正式簽署干涉香港的法案後,對特區政府不少高官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威脅。日前香港政府第二號人物,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記者提問再有人破壞紅勘海底隧道該怎麼辦時,居然回答“無辦法”,“做不了任何事”,“只能和市民一起最強烈地譴責”,連表示將暴徒繩之于法也不敢。象這樣無能退縮的官僚就必須立即撤換,絕不能任由恐美心理和躲避意識在特區官員和公務員中蔓延。但是,林鄭班子自己是不會撤的,只有中央動手。另外,本次暴亂也讓建制派中一些“二五仔”和兩面派充分暴露,典型如田北辰和曾鈺成。尤其曾鈺成,6月以來多次發言都是怪話連篇,實質是急反對派所急,想反對派所想。理大暴徒被包圍後還主動和傾向反對派的張達明去探望,表情比張達明還要憂慮焦急。中央應該果斷撤銷田、曾二人的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職務,以儆效尤。

 

如能做好以上幾點,香港的決戰或許可以推遲到明年下半年展開,為國家贏得足夠的準備時間,從而保證不僅打贏還必須打好這場必來之戰。

3. 西方社會和政治的真相 2019-12-15 22:32:49

西方的官方的政治學說的核心是政治自由。而政治自由的核心是要限制國家,而限制國家的前提是強化市民社會以與國家並立,於此同時,國家採取三權分立,相互制約,這就是西方的所謂自由體制。據說,只有這樣,才能保障每個人的自由。

 

那麼, 市民社會是每個人組成的社會嗎?不是。另外,也切不可用看待中國傳統民間社會的眼光,把它看作自發的,鬆散的,無界限的。相反,市民社會是一個狹小封閉的圈子,就是資產階級社會。市民社會其實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有形之手操控的社會,是一個自覺建構的隱形的准國家,居於幕後。這個隱形國家用各種基金會,協會和新聞媒體構成一張無形之網,柔性的伸出自己的觸角操控日常生活。而前臺的正式國家不過是這個幕後國家的工具,是維持市民社會秩序,防範顛覆的暴力工具,各有分工。因此所謂市民社會/國家的分立,不過是二元國家的粉飾。前臺正式國家的弱化,權力的分散,不過是防範前臺政治代理人的反客為主,從而確保後臺資產階級隱形國家權力的集中和不可侵犯。正如中國的傳統皇朝,相權的分散,不過意味著後面君權的高度集中。因此市民社會就不是民主自由的象徵,而是資產階級專制(專政)的體現。市民社會越自由,越不受限制,就意味這個隱形國家越專橫,資產階級的特權越大,越不受侵犯。

 

西方的新聞媒介是隱形國家的政治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資產階級新聞自由的實質也正是市民社會這個隱形國家對人民思想控制權的不受侵犯。所以才有這樣的怪事,西方的“媒體自由”的表現:記者打著採訪的名義,可又居高臨下,不讓受訪者把不合記者心意的話說完,以完整表達自己的觀點,這不是對“採訪”這個詞的諷刺嗎?以及對於不合心意的受訪觀點,隨意裁剪扭曲。這些與其說是自由的體現,不如說是進行思想控制的專制體現。

 

如果說,掌握絕對權力的人導致腐敗,要受制約,那麼掌握新聞媒體的不是人嗎,不具有人的弱點嗎?何以新聞媒體就具有無限權威,哪怕顛倒黑白,都可以不受質疑和制約?

 

二元國家從來是基督教日爾曼西方的傳統。今天的市民社會/國家是對歷史上教會/國家的延續。教會在西方歷史上就不僅履行思想控制,還履行准國家的職能,具有收稅,司法裁判和管理人民日常生活的職能,市民社會正是對教會政治體制傳統的繼承,媒體人正是教士的變種。非西方國家缺乏二元國家體制的傳統,往往認識不到市民社會的實質。這也是非西方國家同樣模仿西方的弱國家,卻不能如西方保證社會穩定的原因所在。市民社會作為隱性國家保持著權力的集中性和統一性,它直接掌握著財政權和輿論權,它用軍隊國家化和司法獨立的方式,使軍隊和司法不受前臺代理人控制,從而間接操控軍隊和司法,規定著使用軍隊和司法的政治原則。順帶說一句,司法獨立實為市民社會司法專政的表現,它把自己的基本政治原則的司法化,從而帶上中立化的色彩。因此,前臺的正式國家雖然是弱國家,但幕後自有市民社會這個隱性國家,有力地規範社會秩序,引導它的政治大方向,從而整個社會不致失序。非西方國家模仿了前臺的弱國家,卻缺失了這個隱形國家的強有力存在,缺失了雙保險,可謂只得其形,不得其神。可以說,西方體制的本質,一言以蔽之,自由主義其表,馬基雅維利主義其裏。

 

今天,西方對於非西方國家的操控,由老的,公開的殖民政府的前臺國家的操控,變為以市民社會的方式,構築國中之國,架空前臺正式政府,並淩駕於它之上,實行隱形控制,這就是新殖民主義。這也是香港問題的實質,一個正式的港府和一個植入的木馬政府的對抗。

4. King 2019-12-24 23:53:50
年輕人只想不勞而獲,守株待兔的人從來沒有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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